当今世界，能够引发全球关注的数字中，有一个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国每年的GDP增长率。
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全国两会上，这一数字毫无悬念地成为焦点之一。在李克强总理接受中外媒体采访的记者会上，获得宝贵提问机会的几家美国媒体和英国媒体记者，不约而同地向李克强总理表达了他们对同一个话题的关心和担忧：中国经济能否以及如何实现7.5%左右的增长目标。
伴随着这些关注的，是近两年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和稳增长的质疑以及“崩溃论”和硬着陆的“预言”。
GDP增长率，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快慢的全球通用指标。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对中国GDP增长率的关注，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30年间，面对连续多年超过10%的两位数的GDP增长率，国际舆论给予惊艳般的关注和喝彩；第二阶段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大幅调低增速，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实现10.45%、9.3%的高速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出人意料地将GDP增速降至8%以下，即俗称的“破8”，国际舆论开始转为怀疑和质疑。
引发这一国际舆论转向的大背景，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中国当年却依然保持了9.63%的高速增长，被一些国际舆论誉为“一枝独秀”。从此，中国被寄予“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的厚望；中国的GDP增长率，似乎不再是中国自己的事，而是事关全球经济未来的大事。
中国经济的主动“破8”，似乎打破了西方舆论的惯性思维，他们悲观地表示，中国经济可能连7.5%的增速也无法实现，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增速在2013年只能实现3%~4%，出现可怕的“硬着陆”。
事实胜于雄辩。
2013年，中国实现GDP 7.7%的高增长，圆满完成了年初预设的“7.5%左右”的目标。
2014年，尽管面临着“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困难局面，但中国再次将经济增速确定为7.5%左右。
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信心从何而来？
稳增长的五大潜能
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对2014年GDP增长率，作了全面的阐述说明，甚至答疑。
对于为何将2014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言，这是“经过认真比较、反复权衡”，并“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从“需要”的角度看，对于中国这样的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报告还明确指出，7.5%左右的增速目标对于全局至关重要，因为“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既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又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耐心解释“7.5%左右”： “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现在我们全国每年要新增城镇劳动力就业1000万人以上，还要给六七百万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留有一定的空间，所以要有合理的GDP增速。”
总理又直言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我们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
同时，李总理坚定地表示：“我们有去年应对经济下行的经历，中国经济又有着巨大的潜能和韧性，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使今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总理的信心从何而来？除了 “需要”，实现7. 5%的“可能”是什么？
2013年中国在应对经济下行中探索和积累了哪些创新实践和成功经验？中国经济蕴含了哪些巨大潜能和韧性？
近日，记者就此广泛采访了来自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企业家及著名学者等各界人士。各界对2014年7.5%左右的增速目标有着高度共识，并且充满信心。受访者普遍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探索和实践，中国经济蕴藏了巨大的增长潜能；其中，改革红利、新一轮对外开放、内需拉动、新型城镇化、创新驱动等几个因素被普遍看好，被认为既是2014年实现GDP 7.5%左右目标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改革红利，释放巨大发展潜力
本届政府上任伊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简政放权”，自我革命。 这场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赢得了国内外的如潮好评，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为中国经济增添了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根本之策和首要潜力，被誉为新的改革红利。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官员、企业家和学者都将改革红利评价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最有力支撑，并列举了2013年以来已经显现的一系列改革红利。
如宏观调控方面，新一届政府放弃了以前惯用的货币财政调控手段，改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2013年，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通过为市场松绑、为企业添力而激发的市场活力明显且巨大： 2013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达到近十多年来最高，而民间投资比重也上升到63%。
令各界更为惊喜的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承诺：2014年将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并同时作出更多甚至是系列承诺：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等等。
政府如此大刀阔斧地自我革命，目的很简单、很明确——“让市场主体不断迸发新的活力”。
再如被誉为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之一的财税体制改革。2013年扩大“营改增”试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这意味着企业一年就有1500多亿元的额外收益。 李克强总理表示，2014年 “营改增”试点再次扩大，如扩大到铁路运输、邮政服务、电信等行业。
另一项被各界高度评价和看重的改革红利，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的“混合制”。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当前应该把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一个重点来推进， “建立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动力，只有把企业搞活，创新才有动力，经济才有动力，就业才有保证。”
记者在查阅各省级政府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发现，各地都明确表示，将以混合制为抓手，“推进国企改革、搞活地方经济”，并将此作为保质量、稳增长的重要举措。
来自企业界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更是亲身感受到了混合制的优势和好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董事长陈戌源说，“我们从2006年整体上市到现在，净资产翻了一番，利润也基本翻一番，职工收入也翻了一番。”安徽海螺集团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已有10年时间，截至2012年末，集团总资产、净资产分别比改制前增长了8.14倍和24.4倍。该集团董事长郭文叁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改革的最大红利 。
其实，本届政府对于改革红利的派送力度之大，似乎不断超越市场的期待和预期。例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5家民资银行获批、10家民营企业入选，让多年来困扰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玻璃门”一夜之间被拆除。
新一轮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除了改革，中国经济稳增长的第二大潜力，非“开放”莫属。也正因如此，李克强总理在布置2014年重点工作时，第二项便是“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
但此开放非彼开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新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格局，已经在倒逼中国必须“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
那么，“新一轮对外开放”新在哪儿？各级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基本上有以下几点共识。
首先，推动开放向深度拓展。
于2013年率先试点的上海自贸区，被认为是新一轮开放的典型标志——扩大全方位主动开放。其开放的效果是令人瞩目的： 2013年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出口增长达到101.3%，远高于全国7.9%的平均增速，自贸区强劲地带动了出口增长。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认为，自贸区不仅仅是政策“洼地”，还是新一轮对外开放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放开投资审批、贸易便利化等综合性措施。
上海自贸区的成功试验已开始发挥示范效应。深圳市市长许勤透露，2月末，证监会主席肖钢一行调研前海时表示，要将支持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全部复制到前海，前海“粤港澳自贸区”有望在今年5月1日前获批。陕西省发改委主任方玮峰表示，西安自由贸易园区申报方案已上报商务部。天津、浙江等十多个省份也掀起了申报自贸区的热潮。
对于自贸区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予了重大政策利好：“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并开展若干新的试点。”
除自贸区外，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及与瑞士、冰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都体现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正在向深度拓展。
“新一轮的深度拓展式的对外开放，其拉动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有市场人士粗算了一笔账：2013－202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将达5.6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资额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
其次，推动出口商品升级。
目前，中国高铁、核电、装备制造业，以及建筑业等高附加值商品，正在逐渐替代纺织等传统的、低附加值商品，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并借此提升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推介中国的产品，维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正当权益，这是作为中国总理分内的事。我去年访问中东欧的时候，曾经跟他们的领导人说，如果你要建高铁、核电，在同等质量下，用中国的装备可能是建设最快、成本最低的，我有这个底气。”在2014年全国两会的答记者问现场，总理讲的这个小故事，让外界充分感受到了中国推动出口升级的迫切愿望。
据了解，机电产品出口在2012年就已占中国外贸出口的57.3%。一些民营企业，近年来出口额增长很快，如三一集团在柬埔寨、缅甸一些基础设施快速建设的国家，预计销售收入可达到200%、300%的增长速度。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公开表示，“我们对2014年中国外贸实现7.5%的增长目标是充满信心的。”
内需拉动，将成经济增长主引擎
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被一致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具长效机制的增长潜力和主要动力。
2013年，中国实现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4万亿元，增长13.1%。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对此解读说：“这个增速看来并不很高，但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即201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
2014年的7.5%左右的增速中，消费再被加码——比上一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
这1.4个百分点将如何实现？
显然，收入增加是扩大消费的首要条件。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有专家说，2014年居民收入预计增长约7.5%，比2013年再提升0.5个百分点。
巧合的是，公众对收入增加也是信心满满。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联合国家统计局等共同举办的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3-2014》显示，60.8%的受访者预计2014年个人收入将会增加，其中预计个人收入将会增长超过20%的受访者占到13.3%。
但消费会随收入增加同步增长吗？
很多人认为，单独二胎、养老产业以及城镇化等新政策的出台，都会培育出新的消费热点。如单独二胎政策，据预测，全面实施后5年内，会新增新生儿750万，将拉动上万亿元消费；再如随着《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实施，至2030年我国养老产业规模将高达20万亿以上。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2014年要促进信息消费发展，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发展第四代移动通信，推进城市百兆光纤工程和宽带乡村工程，大幅提高互联网网速，鼓励电子商务创新发展。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信息消费整体规模达到2.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8%。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未来工信部还将组织实施信息基础设施的演进升级，使消费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预计2014年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分别增长8%和20%。有业内专家测算，信息消费增加1块钱，可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经济增长338元。
城镇化，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此举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投资。
3月16日，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规划目标指出，2020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对上述规划目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夏锋表示，初步预测城镇化所带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总量将超过百万亿，“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消费需求可能就达到50万亿元左右。如长春市棚户区改造惠及居民23万人，带动资金投入900亿元，意味着每万人将带动投资39亿元。
国务院参事牛文元的计算则更为细化，他说按每年城镇化率提高0.8个百分点的保守测算，正在进行中的城镇化可每年多拉动消费约1.2万亿元。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提出以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推进城镇化的设想，也被写入这次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局长王志军对此表示，从战略上来说，京津冀具备带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条件，是作为未来经济增长极提出的，是奠定未来经济新增长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
创新驱动，实现有质量增长的原动力
创新，既是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原动力，同时也是确保经济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潜力。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列为年度工作重点之一；并对解决产能过剩给出了明确指标：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中央政府 “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各省份在谋划2014年地方GDP增速目标时，也几乎都提到了创新驱动。
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4年，要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应用，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性关键技术，实施钢铁产业技术升级、制造业信息化、文化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大气污染防治等重大科技专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水平。
吉林省同样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提出要重点抓好光电子、化工材料、生物化工、精细化工四大领域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建设科技集成创新大厦和大型科技成果交易市场。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表示，过去一年，广东省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2.25%，带来的贡献则是，技术自给率提高到69.8%，有效发明专利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保持全国第一。
来自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实现技术交易增加值1657.3亿元，占北京市GDP比重达9.3%。技术交易成为贡献北京市GDP增长的一大利器。
稳增长的三个难点
每一次中国经济重大数据的公布，都会引来国际舆论的热议。但这些意见之间的分歧较大，甚至是结论截然相反。
关于中国GDP 7.5%左右的增速，国际上就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和解读。其实，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国际舆论中的唱衰和质疑无非来自于中国目前面临的几个难点及焦点问题。
其实，对于这些难点，中国政府从未回避。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就毫不讳言，“今年挑战依然严峻，而且可能会更加复杂。”
不过，待政府工作报告等权威资料发布后，外界似乎恍然大悟：中国政府已提前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研判和应对。
难点之一：如何兼顾增长与质量
如何在转方式、调结构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增速？这的确是中国政府目前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从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曾经的发展历程看，能够同时兼顾增长和质量两大指标的实不多见。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基本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即高增长伴随高污染。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但其经济增长也随之放缓。1970年至今，美国的GDP增速几乎没达到过6%，2000年后，更是长期在4%以下徘徊。英德法日等也大都如此。
中国既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他们“高质量低速度”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来说，环保很重要、增长质量很重要，但增长速度同样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兼顾增长和质量。这一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特定发展理念，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稳中有进。”
“我们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贴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质量效益、节能环保的GDP。”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对增长与质量、增长与民生之间的关系作精辟阐述。外界也借此更加深刻领悟，中国政府为何面对困难和质疑仍自加压力，咬定7.5%增速不放松。
有应对挑战的决心，更要有创造奇迹的智慧。过去的2013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成色”如何？是否体现了兼顾增长与质量的发展目标？
2014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举行“201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民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这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现场对2013年中国经济所作的概括总结。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简短的8个字，却有着难以估量的厚重和分量。这意味着在2013年，本届政府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增长与质量兼顾的运行轨迹。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稳”体现在：2013年GDP增长率为7.7%，与上年的7.8%接近，同时2013年四个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7.7%、7.5%、7.8%、7.7%，全年稳定平衡发展。“进”体现在：与年初预设的7.5%相比，超额完成，同时与其他国家同期相比，明显更快。
“好”体现在：一是产业结构上，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最大产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达46.1%，超过第二产业约2.2个百分点，这标志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都取得实质性进步；二是2013年全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7%。
“一年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注重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2013年的政府工作做了如此回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去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看，兼顾增长与质量的理念和目标是科学的，也是现实的。
就拿环保产业来说，在治理环境实现质量的同时，还可以像其他投资一样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分析说，重大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工程，从长远看是环境保护、追求质量的必要和需要，但从短期来看，污染治理过程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他说，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又增加了200亿元，达到4576亿元。在投资结构方面，将压缩小型分散投资，重点支持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资金主要投向是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等。这些投资很好地体现了兼顾增长与质量的发展要求。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介绍说，“十二五”期间，全社会环保投入可能要超过5万亿元，其中，2013—2017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估算全社会投入超1.7万亿元。大气污染治理投资，涉及清洁能源替代、机动车污染防治等7项内容。其中，工业企业污染治理投资最大，约6408亿元，所占比重为36.7%。
记者在查阅各省级政府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发现，“追求更高质量的GDP”成为今年各地工作的“重头戏”。如31个省份中，主动调低GDP增速的省份多达22个，保持不变的有7个。但下调增速并不意味着缺少增长信心和不追求增长。吉林省省长巴音朝鲁就表示，此目标既立足可能，又积极有为，体现提质增效升级的导向，体现民生优先的理念，体现打基础、利长远的要求。
从地方政府的投资发展方向也可看出，主要转向和集中于产业升级及环保产业。如仅大气污染治理一项，河北省今年需要投入近千亿元；北京市未来5年将投入近万亿元；山西省已初步梳理出2089项涉及4307亿元投资的大气质量改善重点工程；山东省到2020年全省大气污染治理总投资将达到9000亿元。
环境治理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到底有多大？有研究机构作了一项经济效应模拟测算，按照国家5年大气治理投资1.7万亿计算，将拉动我国GDP增长19422亿元，增加非农就业岗位246万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污染反而成了好事，但产业发展总是要经历从落后到先进的演变过程，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经济健康发展都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难点之二：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地方债务可以说是近几年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中国经济难题之一，而关于中国经济崩溃论和硬着陆说的观点，也主要源于此。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的无数个版本，让这一问题显得越发神秘和敏感。不过，国家审计署《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20.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8亿元。
对于这一看似敏感的经济难题，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面对中外媒体记者公开表态：“去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们果断决定全面审计政府性债务问题，这本身表明要勇于面对。”同时总理也表示，地方债务下一步将逐步纳入预算管理，“开正门、堵偏门，规范融资平台等措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地方政府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开始正视地方债务，提出了“控增量、压存量”等化解债务风险的措施。湖南、陕西、贵州和西藏等地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吉林还提出要建立债务终身追责制度，建立长效风险控制机制。
2014年以来，重庆、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地纷纷公布了当地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北京市审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拥军表示，北京市将对各级政府性债务采取总量控制，确保全市债务规模稳中有降。逐年消化存量债务，对轨道交通、土地储备等债务规模较大的领域和单位进行动态监控。明确在债务管理中的主体责任，制定明确的分年度还款计划。
湖北省省长王国生指出，2014年湖北将增强政府融资平台的资本运营能力、产业培育能力和风险控管能力，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规范举债行为。
“审计的结果如实对外公布，表明债务风险是总体可控的，而且政府的债务率还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下。”李克强总理的这一公开评价，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化解地方债务危机的把握和能力。
而近日上海率先设立省级坏账银行专职处理地方政府不良债务的重磅消息，表明中国开始利用市场化机制，来规范应对、处理地方债务，这为彻底化解地方债务危机提供了机制性保障。
难点之三：如何防范和化解房地产市场泡沫
房地产过热、房价高企及其引发的泡沫论、崩盘论等，也是国际舆论质疑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依据。
外界一直很期待和关注本届政府对房地产业会有什么样的治理措施。
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房地产的阐述不多，只是在“统筹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中，从“完善住房保障机制”角度，提出了“以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目标，坚持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分级负责”的指导原则，并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安排：今年新开工700万套以上，其中各类棚户区470万套以上。要求各级政府要增加财政投入，年内基本建成保障房480万套。
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对有关房地产问题的回应简单明了：“房地产问题是个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居民住房问题。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这应该是政府奋斗的目标。我们需要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不同城市的情况，分类施策、分城施策。”随后，总理又将话题转向了保障性安居工程，“政府还是要用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力度来解决好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问题”，并称棚户区的上亿人“是政府心头之痛”，今年至少要再改造470万套以上。
而对房地产市场“要因城因地分类进行调控，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重在建立长效机制”的方向性表态，则意味着政府将出台更为有效而务实的调控措施。“分类调控”与“安居保障”的双管齐下，必将使房地产市场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记者 杨眉 姚冬琴 胡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