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
记者 牛福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4年，我国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并将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5％左右。
如何解读和分析2014年的经济发展态势以及新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针对国际上出现的中国硬着陆的声音我们该如何看待？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侯云春说，他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但这并不表示中国经济不存在严重的问题。
侯云春认为，中国能不能在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同时使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台阶，对中国而言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这也关系到中国能不能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经济形势复杂但不会硬着陆
中国经济时报：近期，诸多国内外机构纷纷对中国未来经济作出预测，乐观、悲观者皆有之。国际上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硬着陆”的声音频繁出现。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
侯云春：的确，当前对于中国经济前景预测和评论很多，有看跌的，有看涨的。我看到的国际上权威机构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最高的是8．1％，最低的为6．9％。我认为，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可望保持下去，我一直是谨慎乐观派。
至于国外各种版本的中国经济硬着陆和“崩溃论”，多年来一直不绝于耳、花样翻新，居然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崩溃论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是用来愚弄西方的韬晦之计，真是荒唐。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会不会崩溃？我认为不会。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劳动者素质提高等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支撑，这是一方面，也是基本面。另一方面，中国与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不同，中国经济发生危机的机理、危机应对、化解方式与他们有很大差别。政府调控能力强，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也比较多。一般来说，不至于使矛盾和问题发展演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至于崩溃和爆发危机。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就不存在严重的问题。
今年经济约束因素多、下行压力大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利条件很多，当然也有很多不利因素，您如何看待今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和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
侯云春：尽管总的看今年中国经济向好，世界经济也呈缓慢复苏的态势，但当前中国经济复杂、困难、纠结的程度不亚于应对经济危机以来的任何一年。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先看看外部经济环境和外需。美国经济复苏较快，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骄傲地宣布，美国失业率降到5年来最低水平，房地产市场反弹，赤字减少一半还多，国内石油产量超过进口等。但也有另一种声音，耶鲁大学斯蒂芬·罗奇写的一篇文章《美国的虚假黎明》颇具代表性。他说，美国GDP增长最近有所加强，并不代表美国已经打破了疲软复苏的窘境，这些增长可能都是短期的。美国的复苏过程还需要多年才能完成。作为美国政策变化风向标的失业率指标，其下降是因为劳动参与率不佳，美国2008年初的劳动参与率是66％，去年年底降到62．8％，如果按照危机爆发时的劳动参与率计算，美国失业率将超过11％，而不是6．7％。
欧盟经济去年增长由负转正，预计今年的增长率是1％，也只是刚刚从最困难最糟糕的窘境中走出来，其经济发展态势也不可过于乐观。日本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政策是互相矛盾的。第一支箭是巨量的经济刺激，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具有短期效应，这种效应现在已经开始减退；第二支箭是消费税今年4月将由5％提高到8％，这是抑制消费的；第三支箭结构改革，更是谈何容易。国外有人预测，下一个发生危机的，很可能就是日本。
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中超过一半的体量是由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带动的。但从根本上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中的深层矛盾还没有解决，他们还没有从高消费、高福利、高负债的债务经济模式中走出来，其发展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新兴经济体的境况更为堪忧。现在，新兴经济体的日子很不好过。有人算过，在全球25个新兴经济体中，有24个发生货币危机，外资撤离、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新兴经济体还会受到更大冲击。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不健全、过度依靠出口原材料和资源能源、过度依赖发达经济体以及其他许多非经济因素，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很容易由经济问题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以上可以看出，今年国际经济环境虽会略好于去年，但存在变数和不确定性。受此影响，我国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且不说我们对外贸易方式转型升级面临的压力，外需和国际贸易今年也不可能有大的增长。我国一月份出口增长10．3％，二月下降18％，两月累计下降2％，这里不管是月度还是累计，都有不可比因素，但足以说明外需和出口形势之严峻。
再看看国内经济环境和内需。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但是，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比较多，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从消费需求看，消费需求的增长率基本是个常数，每年增长13％多一点，高低差不到哪里去。限制畸形消费、公款消费，使一些非理性消费回归理性，这是好事，但也会对消费需求带来一定影响。从投资看，去年11、12月份，投资增幅下滑明显，说明在产能普遍过剩、投资者对即期需求和远期需求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投资活动更趋谨慎。
我国发展阶段进入由数量扩张向素质提升转换期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趋势和动力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侯云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除来自以上国内外的近期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来自我国正在开始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抑或中高速、次高速增长的阶段转换。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看，还是从我国劳动力、资源、环境等支撑条件看，我国都不可能继续保持过去那种粗放型的高增长，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要降下来。
从经济驱动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靠的是劳动力、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驱动，现在要逐步转入以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
从需求拉动角度看，我们正由过度依靠外需拉动向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阶段转换。出口在我国多年经济增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今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特别是富余劳动力由过去严重的供过于求转为供求基本平衡和结构性短缺并存，进而削弱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将更多地转到依靠内需增长，特别是依靠消费需求拉动来实现。
再从产业带动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正由第二产业带动为主向二、三产业并重进而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带动的阶段转换。研究表明，全球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目前已达60％，按照我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第三产业比重应该是在55％到65％之间，去年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46．1％，超过了“十二五”规划确定的45％的目标，但与我们应该达到的水平相比，仍相差十几个百分点。今后应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由第二产业为主带动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重进而主要依靠服务业来带动经济增长。
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转换，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要由过去的数量扩张向素质提升的阶段转换，它意味着原来的发展方式再也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已经到了非转不可的时候。
能不能实现这样一个转变，能不能在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同时使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台阶，同时在经济增速下台阶的时候防止下得过大、过陡，有一个平滑过渡，这对我们而言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这也关系到我们能不能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期应处理好五个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您怎么看待政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经济7．5％左右的增长目标？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这种转换阶段，经济运行应遵循怎样的思路？
侯云春：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7．5％左右，这个目标不低，综合考虑国际与国内、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在遇到经济下行、增速放缓压力时，应该保持更强的定力，今年经济的实际增长如果能够达到7％或略高一点，也是在预期目标7．5％左右的范围之内，不一定非要达到7．5％甚至更高不可。这对于调整优化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会更有利。
在经济发展的转换期，我认为需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经济适度增长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关系。要把经济的适度增长与经济健康发展结合起来，在宏观调控和实际经济工作中，需要把握好“上限”和“下限”，避免经济增长滑出底线，同时也不宜拉高经济增速。我认为，在7．5％左右的预期目标范围内，左一点比右一点、低一点比高一点要好。
二是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深化改革从长远看有利于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但短期内有可能影响经济稳定。因此，需要把握重大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和力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矛盾相对较小、有利于当前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如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可先出台。
三是处理好结构调整和防范化解风险的关系。当前我国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相当严重，进行结构调整，不仅是防范风险扩大的必要之举，也是最终化解这些风险的治本之策。同时，对于在结构调整中就业和生活受到影响的职工，应加强转岗培训和社会保障，使结构调整能够稳妥有效地进行。
四是处理好宏观管住、管好和微观放开、放活的关系。要积极创造有利于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环境，形成促进市场主体自我调整的倒逼机制。宏观管住、管好的同时，微观一定要放开、放活，包括继续深化国资管理体制和国企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完全市场主体；放宽市场准入，拓宽民营企业发展空间；适当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和制止乱摊派，加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扶持力度等，激发和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动力和活力。
五是处理好统一市场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当前应重点清理影响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公平竞争的地方政策，同时着手解决地方政府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问题，以利于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发展，减少过度竞争、产能过剩和地区结构同质化，变行政区经济为经济区经济，提高整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平稳转换,妥善处理以上这些关系，概况起来就是：经济增速要适度，改革措施要渐进，宏观政策要稳定，微观主体要放活，社会保障要托底，地方定位要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