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从来都需要权衡，没有最优方案，只有次优或次次优方案。未来三到五年，是改革与风险赛跑的关键时期，成败就在此三五年。学会释放风险，才能化解大的危机，才能为改革争取时间，创造条件。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在这样一个改革与风险在赛跑的关键时期，认清形势，学会取舍，“十个指头弹钢琴”至关重要。经济和政策求稳，改革和转型求进，应是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的一个基本选择。
管清友
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改革与风险在赛跑！既要推进改革，又要释放风险。这个问题事关经济可持续、政治稳定和改革成败。当前，改革的共识是具备的，经济上的风险也是存在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描述，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经济好的时候，投资者倾向于承担更多风险，随着经济向好的时间不断推移，投资者承受的风险越大，直到超过收支不平衡点而崩溃。这种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被称为明斯基时刻。很显然，如果处理得好，我国完全可以避免明斯基时刻。
这就需要充分认清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层面是稳住：不要引起经济大幅波动，纾解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稳定；第二层面是化解：稳妥化解风险，逐步释放未来的风险。只有建立在这两个层面的思考之上，改革才能务实而稳妥地推进。
当前，我国的改革还处于共识阶段，合作远远大于分歧。如果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改革就有可能陷入巨大分歧。最后的解决办法很可能是重走宽货币大投资的道路，风险进一步累积，为一下轮泡沫破灭埋下伏笔。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经济和政策求稳，改革和转型求进，应是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的一个基本选择。为此，当前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经济上稳住，守住底线，就业尤其不能出现问题，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短期看，经济还得稳住，政策不宜过松或过紧。既不能让经济下滑过快，也不能过分宽松重新加杠杆，度的拿捏，非常重要。保持宏观政策的定力需要高超的艺术。
关于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研究表明，经济增速下来，就业吸纳能力未必下降，甚至由于第三产业的开放，就业吸纳能力提高了。但是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其他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失业问题，仍需要高度关注。
土地、国资国企、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要加快改革步伐，加快放松管制、简政放权的力度，特别是对第三产业的管制放松和开放，为经济增长创造增量和内生动力。很多人低估了这一类改革的重要意义，这实际上是为整个改革创造条件争取时间。改革的速度慢了，后面的压力就越来越大，这就是改革与风险赛跑。无论如何都要守住不发生系统风险的底线，为改革预留空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改革本身也是有风险的，例如金融领域的改革必须慎之又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是需要考虑优先顺序和方法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实际上已经公布了整体改革的方案、时间表和路线图。但是，无论是五位一体还是七位一体的改革，顺序是什么？时间表和路线图是什么？要以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契机，尽快推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给国民以期待，争取国民对改革的更大支持。
其二，打破刚性兑付，在可控范围内释放风险，防止风险继续累积。现在主动释放风险，比未来被动接受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具体做法是针对地方债务推行债务余额管理，促使债务增长与本地经济增长匹配。目前我国国债水平在国际惯例的临界点之下，在人均GDP安全边际之内，总量还有扩张空间，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债务上。乐观地看，大约还有十年的政府债务扩张期。不乐观地看，也就三到五年。美国、日本、德国等10个国家在最近20年经历了政府债务率从60%上升到80%的阶段。平均起来，政府债务率从60%提到80%历时10年左右。如此看来，当前我国还有适度扩张中央政府债务，遏制地方政府债务无度扩张势头的余地。地方债务的扩张表面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本质反映了预算软约束痼疾。财政体制改革看似改的是“财”，实际是改的“政”。没有预算民主化和透明化，软约束无解。
打破刚性兑付，也是为了最终防止道德风险。明斯基时刻被分为理性借贷、投机借贷、旁氏借贷三个阶段。当前很多个案已过了投机借贷阶段，到了旁氏借贷阶段。刚性兑付既不符合契约精神，也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今年将有很多个案可能风险爆发，这也是检验决策者智慧和勇气的时点。只要有底气控制系统风险，就要容忍局部风险的暴露，这种局部风险越早爆发越有利于较大风险的释放。
为了能以更紧迫的态度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应允许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过剩产能去不掉，市场出不清，结构调不了。长痛不如短痛，大痛不如小痛，由此，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必须弱化，严格环保监管，倒逼产能过剩领域加快兼并重组和市场出清。
2013年是个特殊年份。由于全球QE潮，使外资再度大规模流入，外汇占款大幅回升，人民币大幅升值。由于人民币汇率的相对坚挺，以及中国与国外持续的净利差，今年国际资本可能继续净流入，但流入速度较去年可能显著放缓。美联储从缩减QE到退出QE，将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重大影响，我国需要做好资本净流出的准备，同时要防止出现最坏情况。既要高度重视资本流出的风险，又要认清资本流动的趋势。
决策从来都需要权衡，没有最优方案，只有次优或次次优方案。未来三到五年，是改革与风险赛跑的关键时期，成败就在此三五年。学会释放风险，才能化解大的危机，才能为改革争取时间，创造条件。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认清形势，学会取舍，“十个指头弹钢琴”至关重要。
（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