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采宜
[ 2009年是中国信用债市场的扩容高峰，当年发行的5年期债券较多，2014年，市场将迎来第一个长期债券的还本付息高峰 ]
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的改革蓝图固然令人振奋，但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却不容乐观。从大的方面来看，2014年我们可能面对的风险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两个方面。
实体经济的风险
从实体经济来看，2014年我们面对的最大风险有两个：
一是全国住房信息联网和房地产税的推出，可能导致住宅市场的需求发生逆转。
2012年，我国内地城市的住宅人均面积为32.91平方米，超过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些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按照亚洲的人口密度和居住特征，以及普遍生活水准来推算，中国的城市住宅供给已经超过居住的需求，大量居民购置住宅是出于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需求。
如果在全国住房信息联网的前提下推出存量房产征税政策，投资需求将会因为房屋持有成本的上升而萎缩，城市住宅的供求关系就可能发生逆转。从长期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和农村转移人口的下降将加剧这种供求失衡，房地产将面临一轮漫长的萧条周期。因此，房价拐点一旦出现，房地产（尤其是住宅市场）必然面临收缩，从而引起建材、汽车、家具、家电等相关行业的需求下降。
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导致的基建投资下降，也将影响钢铁、水泥等相关建筑建材行业的市场需求，加剧这些产能过剩产业的不景气。
从2013年8月开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逐月下降。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型、地方政府考核指标的调整，政府投资的动力在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大，地方政府扩大基建投资的财政能力也受到一定制约。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2014年政府投资的力度将有可能进一步缩减。从PMI数据来看，最近3个月新订单连续下降，市场需求减弱，原材料库存最近两个月也有所下降，企业预期明显变差。供求和预期数据也在昭示2014年制造业的市场复苏形势不容乐观。
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从金融市场来看，2014年同样充满不确定性：
一是金融机构去杠杆的过程中，利率中枢上移，流动性风险有所加大。
过去5年，中国的信贷规模平均每年增长22%，虽然中国的企业总杠杆率并不算高，但高杠杆企业中有一半多属于地方债务平台，现金流很弱，偿债率较低，债务风险令人担忧。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到2013年6月底，地方性政府债务中有超过10万亿元的债务来自于银行贷款，占其全部债务（包括担保等或然负债）的5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报告，最近50年来，亚洲70%的信贷过度繁荣之后，都导致了金融危机，IMF衡量“信贷过度繁荣”的依据是名义信贷规模增长率超过20%，2009年初，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额只有6.98万亿元，2013年1~11月社会融资总额的规模就已超过16万亿元，五年时间增长了将近150%，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接近20%，是全球信贷增长率最高的国家。
既然杠杆在很多情况下是危机之源，为了控制金融机构过度提高杠杆率，降低流动性风险，银监会于2013年3月出台了8号文，将银行理财产品中的非标产品规模限制在总资产的4%之内，而一行三会即将联合出台的107号文，进一步强化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这些措施会在不同程度上收紧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推高利率中枢，使得一些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的流动性风险进一步加大。
二是产能过剩行业在去产能的过程中，部分低效率企业财务会恶化甚至破产倒闭，可能引爆信用债危机。
2009年是中国信用债市场的扩容高峰，当年发行的5年期债券较多，2014年，市场将迎来第一个长期债券的还本付息高峰，与此同时，随着信用风险的预期上升，货币政策收紧形成的流动性紧张对信用产品的挤压会进一步加剧。
此外，近年来根据国家审计署和发改委官员披露的数据，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地方政府没有资不抵债的问题，但从债务结构看，短期还债压力大，2014年将有1000亿元城投债到期兑付，并且87%的债务集中在市、县级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结构不对称，地方债平台的流动性危机随时可能发生。
还有经济结构的转型本质上也是“不破不立”的过程，随着一些“僵尸”企业的退出，信用债和信托产品出现违约的局部风险将是2014年金融市场必须面对的大概率事件。2014年或许是中国信用债市场结束“刚性兑付”的开始。
三是美国QE退出推升美元指数和美国的资产回报率，将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不确定的流动性冲击。
2013年12月18日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正式启动QE退出计划，虽只缩减了100亿美元的购债计划，美元指数立马创出新高，目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攀升至3%以上，长短利率的上升预期也影响了全球资本的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应声而跌。
2014年，美国量化宽松的逐渐退出将是国际金融市场最有影响力的事件。如果美国经济复苏带来就业持续改善，通胀温和上升，美联储将于2014年底之前完全终结QE。那么，美国加息也只是个时间问题。经济复苏、利率上行和资产收益率提高，将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流向美国，此外，欧盟和日本的复苏也会使得部分资本回流，这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将形成资本外流的压力，尤其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改革背景下，2014年的市场流动资金供给将进一步体现外部市场变化带来的冲击。
总之，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逻辑来看，上述各种风险纠缠在一起，局部有可能互为因果，彼此强化。如何在充满风险的改革过程中去博取制度的红利，要看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和运气。
（作者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