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经济有望筑底温和回升，全球经济增长点或拓宽，但发展格局生变。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进而收紧宽松货币政策后，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再调整”不稳定期。美国主导的超大“优惠贸易协议”安排，正打乱现行国际经贸格局，全球博弈重心开始由市场转向规则。
世界经济温和增长可期
首先，世界经济筑底缓慢回升。2014年应是全球经济“筑底企稳”回升年，多数经济体将好于前两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6%，好于2013年。这与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的预测值一致。其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将分别增长5.1%和2%，分别高于2013年的4.5%和1.2%。
发达经济体增势明显上升：欧元区经济止跌回升，2014年可望增长1%；美国经济增速将由2013年的1.6%升到2.6%；日本受消费税提高影响及“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下降影响，2014年经济增速将由2013年2%回落到1.2%。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依然温和。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到中速，据联合国预测，2014～2015年中国经济将分别增长7.5%和7.3%。IMF则认为，2015～2018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将放缓到7%。
其次，全球经济发展分化。后危机时期，各国经济增长动力普遍不足，全球发展环境异常复杂，金融市场乱象纷呈，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发展明显分化。
作为一个整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依然高于发达国家，但是其各自发展又有不同：非洲经济增势相对强劲，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仍居世界最快，“金砖国家”成色差异凸显，中国经济依然最亮丽。
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整体趋稳：欧洲经济止跌回升，但只是由“重症监护”转到“普通病房”；日本短期复苏似显强劲，但结构改革难有进展，中长期或昙花一现；美国复苏势头趋稳且强劲，但结构性债务与失业问题并未解决。
再次，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将共同牵引。据IMF统计，过去5年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超过70%，即使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降到4.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69%（购买力平价），如按美元汇率计算则达85%。
2014年，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将变化，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增到54%（美元汇率）。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世界经济增长一半强来自发达国家。但是，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的贡献率降为35%，新兴市场的贡献率依然达65%。
无疑，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企稳，在推动世界经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依然面临严重的政府债务与高失业问题，私人消费不足，产业需要调整，政府严重缺钱，发展后劲不足。新兴市场由于前期透支式高发展，沉积诸多结构性问题，方式必须转变，增速需要放缓，但仍具备后发优势。
世界经济本是一个整体，理应由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牵引，两个支点支撑，才能使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
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首先，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或打乱新兴市场发展秩序。酝酿数月后，美联储终于从2014年1月起将量化宽松额度从850亿美元缩减到750亿美元。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坦言，尽管调整政策，但不是撤出刺激，货币政策宽松程度与之前相比将“大体相当”。可见，美联储对退出量化宽松依然持谨慎态度。如果不发生意外，美联储上半年或收窄量化宽松幅度，下半年或全面退出，货币政策或于2015年收紧。
这将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金融逆向操作（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从危机前不足1万亿美元增到目前近4万亿美元），技术性操作难度大，将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风险。2014年仅是第一阶段，未来较长时期内国际金融经济格局将处于“再调整”进程中。
随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全球资本将重新布局，全球资本回流美欧，将引发新兴市场股汇市持续震荡、通胀走高、增长放缓，国内发展风险凸显。2013年中期此类风险已上演。国际金融协会估计，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将从2012年的1.2万亿美元降至2014年的1万亿美元。
西方央行收紧宽松货币政策之日，将是新兴市场真正面临风险考验之时。尤其是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美元指数将逐渐走强。加上美国“能源独立”与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全球初级产品行情下行将加速。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同时面临资本外流和出口资源品价格下跌的双重冲击，发展环境将持续恶化。
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发展中国家债务融资高潮，80年代初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引爆席卷拉美和前苏东的债务危机，使拉美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加剧前苏东经济崩溃。面临世界经济中新的不稳定因素，新兴市场应该为2015年美联储转变货币政策做好准备。从更长远来看，要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加强南南合作，降低可能的风险。
当然，2014年新兴市场面临的冲击或可控。一是自伯南克宣布退出量化宽松以来，全球市场已经做出自我调整，新兴市场经历了第一波资本外流冲击，美长期债券利率上升，房地产市场降温。二是受到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失业率问题等结构性问题和国内政治极化影响，美国货币政策难以剧烈调整。三是美联储主席一职由鸽派耶伦接替，可预见性增强，市场恐慌情绪降低。
其次，超大型自贸区安排或打乱现行国际经贸格局，加剧全球市场尤其是规则博弈。危机之后，全球化趋势明显减缓，保护主义盛行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据统计，从2008年11月到2013年5月，全球共实施贸易保护措施3334项。
与此同时，区域一体化如火如荼，尤其是2014年美国经营数年的经贸“两洋战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即将成型，美国有意借此重掌国际规则制订权。TPP将该地区辛苦经营数十年的区域合作架构全面打乱，各国不得不重新选边，区域合作版图将重组。TTIP则将跨大西洋的美欧重新黏合在一起，加之加拿大与日本的参与，一个扩大版新的“七国集团”开始成型。美国将TPP与TTIP视作“面向21世纪的协议”，其标准与规则超越WTO框架，并将自贸谈判重心置于边境内宏观政策，如放松监管与竞争政策而非关税。一旦两项协议达成，美欲将其标准与规则纳入WTO谈判，这将使非参与方遭遇巨大压力，有一种被规范逼迫而需重新“入世”之感。
总之，世界经济正处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结构调整与转变方式加速的阵痛期，以及由危机前非理性繁荣转向后危机常态发展的温和增长期。全球发展分化则使世界经济仍能保持温和增长，但三重因素叠加将使国际环境异常复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