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与北京均龙财科贸有限公司在浙江兰溪共同举办主题为“创新金融大数据决策驱动经济绿色转型”高峰论坛。当前，在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产业更新换代的关键阶段，各行各业、金融机构及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竞争挑战和转型压力。因此，金融大数据的创新战略和突破惯性更具现实意义。中央国务院领导、国家发改委、国家商务部、国家科技部、国家信息产业部、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专利局等主要部委专家、金融科技专家以及经济金融学家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与报告。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做了《经济统计与金融数据的决策机制》的专题演讲。在正式开始演讲之前，他先以“改革与转型”的“自选题”进行开篇，他表示，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变革的关键阶段，也处在一个转型的新的阶段，所以变革与转型既是中国的任务，也是世界的任务。对中国来说，打造一个升级版的中国经济，打造一个中国经济的第二进，有赖于变革，有赖于转型。
谈及《经济统计与金融数据的决策机制》，他认为，中国的统计总体上是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至于存在的一些问题，则需要从国家层面去深化改革。
邱晓华表示，长周期中国仍然处于爬坡过坎的阶段，所以微观层面的困难期还没有过程，我们需要做好应对更长时间困难的准备。第二是从短周期的角度来说，处于平稳温和增长期，宏观层面的发展态势开始好转。今年总的基本判断是温和增长、温和通胀，这可能是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我们说宏观层面发展态势开始好转，也就是所谓的增长就业通胀，国际收支，从宏观层面的角度来看，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是主要的。
邱晓华指出，改革开放的红利正在逐步释放，转型升级的红利也在逐步的释放，第三是政策托底的红利也在进一步发挥效应，第四是国际经济好转这样的红利也在发挥着支撑作用。所以总的一个判断是七上八左右格局还不会打破，变革转型，经济基本面相对平稳，三大需求，平稳增长条件也还具备，三大产业，新的增长点在逐步地积累，三大地区，新的增长极正在形成。
以下为邱晓华演讲实录：
邱晓华：我想今天难得这个机会，先做一个自选题，然后再做一个应试题。感谢谭院长的邀请，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非常荣幸参加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大数据对我这样一个长期与数据打交道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新鲜词，其实也是这两年才刚刚实行起来的，大数据确实是孕育着一个大的机会。大家知道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只有这三者融为一体，或者三者都具备条件的时候，大数据才能变为商机，大数据才能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工具。当然大数据得不到云计算和互联网的支持，这个数据也只能锁在保险柜里。我做统计很多年了，当时到统计局的时候就只知道数据是保密，因此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必须锁在保险柜里面，随着80年代开始改革，就是从历史的角度上，中国统计的对外开放，可能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因为从80年代中期，我们首先就引入了GDP这样一个国际通行的统计核算指标和核算的办法，随之我们又技术半开放型统计，把数据的99%都解除了机密两个字，来向社会开放，所以才架起了统计与社会的连接的纽带。其实统计也就是随着改革的推进，随着人们经济意识的强化，才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越来越与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说这样一个话？数据只有跟人们的利益相关的时候，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今天的主题大数据，我想要与大的国家战略改革来相衔接，所以我就先选一个自选题，来讲讲变革与转型。
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变革的关键阶段，也处在一个转型的新的阶段，所以变革与转型既是中国的任务，也是世界的任务。对中国来说，打造一个升级版的中国经济，打造一个中国经济的第二进，有赖于变革，有赖于转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古今中外发展之道变则通、转则兴，这是一个历史的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从国家的发展背景来看，确实这六个方面的变化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也就是我们研究、分析、观察、判断中国经济的时候，一定要从这六个方面来重新认识、重新观察、重新分析、重新判断。
第一是发展阶段，我们已经从低收入到了中等收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进入到中等收入，一定会带来一系列的现象，我们如果还是用低收入的眼界来看中国经济，一定会找不到方向，一定会感到迷茫，反过来如果我们站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来看中国经济，可能能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收获。
第二是市场供求，从商品短缺到相对过剩，这是中国改革30多年来一个最重大的变革，我因此说计划经济最大的好处是创造需求，而市场经济最大的优点就是创造供给。因为计划经济国家主导下面，那种软约束的预算机制，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因此都存在着很大的需求冲动，所以能够派生出很大的需求。在计划经济下面我们经常听到的两个词是膨胀，投资膨胀、消费膨胀，当然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饥渴，投资饥渴、消费饥渴。而到了市场经济，我们经常碰到的就是东西越来越丰富，琳琅满目越来越多，所以由少到多，由缺到余的变化，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这既是我们的成果，可能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习惯于解决短期问题，我们也在短期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们不熟悉过剩，我们也没有解决过剩矛盾的经验和办法。
第三是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说，低成本到高成本，企业成本、社会管理成本、劳动成本，都是过去支撑企业效益、企业效率、企业市场竞争力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低到了高。而且中国告别了低成本发展阶段，企业也面临着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交易管理成本不断上升的新挑战，因此企业的效益、企业的效应、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原有的基础在发生变化，需要有新的支撑力来构筑新的效应、效益和竞争力，没有新的支撑，我们的企业只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它的盈利空间受到了很大的挤压。
第四是经济运行从高速度到中低速度，过去我们是两位数高速度增长，而现在一位数的增长，这样一种变化就使得原有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问题，今天都水落石出。突出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的债务问题，二是银行的风险问题，这个问题在高速发展下面，它都不是显得那么突出，而速度一旦慢下来，这两个问题就迅速地凸显出来。所以如何在一位数增长下面来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来化解银行的风险问题，也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时候需要考量的又一个新的因素。
第五是国际经济从全球化到再平衡，应当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种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红利，而今天2008年美国危机之后，在2010年欧洲危机之后，世界的经济环境、经济体系在发生变化，这是要求再工业化再平衡，实际上就是去全球化的这样一种趋势在逐步的显现。我们如何来适应这样一种全球化趋势发生变化，如何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中国越来越成为贸易摩擦的最主要的角色，你怎么去化解？怎么去寻求新的突破？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第六是周边环境，从和缓和睦到紧张摩擦，无论是东海问题还是南海问题，还是中印边界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其实都折射出了中国周边环境在发生变化。因此和平统一是过去30年里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因素，现在正在受到轻视和挖掘，现在我们如何再去和平统一，需要我们去解决。
所以变革与转型就成为时代的互换，这中间两个突出的问题我需要进一步展开解释，第一个就是前面讲的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已经处在这样的阶段，我们会遇到三重矛盾，产业体系不适应，运行模式难持续，制度安排有缺陷。因此产业体系需要升级，运行模式需要转换，制度安排需要充实，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里面不掉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关键的三个条件。产业体系能够升级，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地发展。运行模式能够转化，中国经济也能够持续地发展。制度安排能够充实，中国经济也同样能够持续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避免掉到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着力解决这三个突出的矛盾。
第二是从商品过剩的市场来看，我们会遇到三方的约束，一是需求约束，就是在新的供给还没有产生，新的需求需要再创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我们的需求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转型升级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本身就会内生出需求收敛的体制制度性的因素，比如说企业的投资更加谨慎，消费者的消费更加谨慎，这“双谨慎”就意味着投资消费需求有一个内在的收敛趋向。再加上新的时期我们新的政府、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八项规定，反腐，限制公款消费的八项规定，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产生了需求约束的力量。我在想一个问题，反通胀除了我们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传统的行政管制、价格管制，今天我们发现其实从制度安排方面做一些调整，也能够收到反通胀的奇效。最近大家看到高端商品、高端服务、价格的这种下行，其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原来制度安排也能够抑制通胀，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二是供给约束，就是在这样一个商品过剩的大环境下面，如果我们的产品还是老面孔，我们的产业还是老体系，不能够创造出新的供给，那就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所以要用创造新供给，开拓新需求来解决过剩市场下面的新矛盾，体制约束前面我讲了，我们习惯于解决过剩和短缺，不习惯于解决过剩，所以如何在体制方面破解这个矛盾，那么已经看到中央提出要积极释放有效需求，要积极释放改革的红利，其实可能就是破解这种体制约束的有效途径。
改革与转型的路径，我想无非是三个路径，第一是回到老路，强政府、弱市场，那是倒退没有出路的。第二是弱政府、强市场，我想中国的国情也不会允许。第三是强政府、强市场，这是现实可以选择的。党的领导注定了强政府的存在，大国经济需要强政府的支撑，国际经验也决定了强政府是保证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手段。国内目前的实践也在呼唤着强政府，当然强政府要有新的内涵：转型，首先是政府转型，要由建设者转到服务者，由审批者转到监管者；变革，首先是政府变革，由人为管制变到法制管理，由行政协调变到利益调解，也就是管好该管的，放开该放开的，变堵为疏、变暗箱为透明。强政府绝对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下的强势政府，而是对市场提供更好的服务，对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也要对市场提供更有力的间，对社会也要提供最好的监督。这是我们期待的。
变革与转型，强市场也要新要求，我们的强市场绝对不是一个不公正、不规范、不统一的市场，一定是一个公正、统一、规范的市场，至少在这五个方面我们要有新的要求，一是要健全市场机制，一定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中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资源的配置中真正发挥它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需要市场机制的健全。二是完善市场体系，包括要素市场，包括全国的统一市场，市场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三是要明确市场的边界，我们绝对不能再重复那种不区分公益性、市场性的这样一种比较混乱的做法，比如说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三方面的改革之所以得到大家三方面的不满意，其实它就是因为在这三个方面忽视了这三个领域既有公益性，也有市场性，因此一提住房改革通通走向市场，一提医疗改革通通讲市场，一提教育改革通通讲市场，使得老百姓在住房、医疗和教育三方面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所谓的三座大山不就是这三方面的经济压力吗？所以一定要明确市场的边界，该政府的要由政府，该市场的要由市场。四是要协调内外市场，中国越来越国际化，如果我们还是外部市场一刀断，内部市场一刀断，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内外市场相协调。五是要强化市场监管，市场绝对不是一个盲目的市场，绝对不是一个放任的市场，一定是一个规范的、有秩序的市场。
变革与转型的重点与难点，我想就是三方面。第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问题，主要是围绕着振兴中国的制造业，围绕着建立创新驱动的简直来解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第二是社会的可和谐发展机制，要围绕着改善民生、发展民主，民生民主联动来打造社会可和谐发展的机制。第三是国际可和平的发展环境，以要重点围绕着强化我们自己的国防，建立分享利益的机制，来构造可和平的这样一种发展环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变革与转型在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机遇期，第一是80年代，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一轮的变革与转型的发展机遇期，我们取得了经济快速的成长，也取得了经济社会的逐步转型。第二是90年代，以小平南巡和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标志，中国的转型升级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第三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加入世贸组织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定为标致，我们迎来了转型升级的第三次发展机遇期。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