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5～10年经济转型与改革三大趋势。
走向消费大国趋势：初步分析表明，只要消费需求能够有效释放出来，就有可能支撑未来10年7%左右的中速增长。为此，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发展的重点。
推进人口城镇化趋势：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是我国未来几年发展的最大潜力，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
开放型服务业加快发展趋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出路在于发展开放型服务业。
未来改革三大重点：一是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包括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二是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其中应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协调利益关系的重大任务；三是以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为重点的改革攻坚。未来几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取得重要突破，决定性因素在于政府的转型改革。
迟福林
把握我国未来5～10年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大趋势，有三个问题很重要：首先，要对未来5～10年我国新的战略机遇有客观的估计。扩大内需，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这既对我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对世界经济再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次，把握新的战略机遇，核心是经济转型的实质性进展。从投资主导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创新驱动型，既是经济转型的重大课题，又是把握战略机遇的关键所在。就是说，破题经济转型，才能释放发展潜力。再次，转型与改革高度融合，改革不突破，经济转型就难以破题。我国的改革又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键点。
经济转型的三大趋势
未来几年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总的判断是：在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特定背景下，能否在转型与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并由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决定着2020年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着我国未来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
1，走向消费大国的大趋势
面对外部市场的变化，我们需要有个客观估计，即外部市场尤其欧美市场的萎缩将是个中长期的趋势。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内需、尤其是13亿人潜在的消费需求释放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我从2008年开始提出，我国需要从投资大国走向消费大国。到现在，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用10～15年的时间使我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
（1）我国的内需规模究竟有多大？
总体估计，我国消费潜力巨大。初步测算表明，到2016年，我国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我国可望释放的潜在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消费引致的投资需求，我国的内需总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人民币。
——消费规模增长潜力巨大。商务部公布的《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预测，相比2010年，到201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从15.7万亿元上升到30万亿元，以年均增长3万亿的规模扩张。
——消费主体将不断扩大。我国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亮点。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未来5～10年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
——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以文化产业投资需求为例，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由目前占GDP的3%上升至2015年的5%、2020年8%的目标，需要大量的投资。按GDP年均7.5%增速、投资产出系数1.44计算，到2015年，我国文化产业需要投资2.22万亿，2020年需要投资5.01万亿。未来5年需要累计投资7.58万亿，未来10年需要累计投资20万亿左右。
（2）全社会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哪些重大变化？
总的概括是，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全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主要是：生存型消费需求减少，发展型消费需求增多；物质型消费需求减少，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多；一般私人产品短缺矛盾减少，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矛盾增多。我国开始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释放是一个大趋势。由此，我们需要适应这样一个大趋势推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3）扩大内需能否支撑未来10年7%左右的中速增长？
——我国开始进入中速增长的新阶段。我国经济正面临增长明显下滑的现实风险。在长达30余年9.9%的高速增长成为历史后，未来10年经济增长前景如何，能否继续保持7%左右的中速增长，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话题。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初步测算表明，消费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将增长0.7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估算消费需求释放不同情景下的经济增长前景：若2012～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速为7.66%～8.92%，由此推算同期经济年均实际增速可能会达到7.07%～7.96%。这表明，随着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未来10年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总的判断是，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与其他国家不同，未来10年我国仍处于上升的通道，关键在于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个突出优势。初步的分析表明，只要消费需求能够有效释放出来，就有可能支撑未来10年7%左右的中速增长。为此，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发展的重点；既是发展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又是改革面临着的重大挑战。
2，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大趋势
总的来说，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是我国未来几年发展的最大潜力。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1）我国城镇化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一般来说，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率在65％左右。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2012年城镇化率为52.6％，而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2％。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10～15个百分点，这种滞后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空间。
——人口城镇化空间巨大。2012年，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2%，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个百分点。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2011年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就是说，未来20年左右，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有望实现倍增。
（2）为什么说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10年发展的最大潜力？
——城镇化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提出现实需求。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集聚、生产方式的变革、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带来庞大的生活性服务需求；城市发展要素的配置，社会分工的细化，不同产业的衔接，也会带来庞大的生产性服务需求。
——以人口城镇化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增加。由于工业收益与服务业收益远高于农业收益，发达国家历史上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主要源于人口城镇化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我国城镇化的历史来看，城市扩张和城镇人口增长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关键在于能不能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
从实践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走了一条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道路。传统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促进公平可持续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目标。未来5～10年，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重在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人的城镇化。
未来5～8年，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以制度创新为重点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总的建议是，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3，开放型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出路在于发展开放型服务业。估计未来5～10年，我国的开放型服务业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
（1）服务业增长空间巨大。
——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世界平均水平达到70.9%。2011年我国服务业比重仅为43.4%，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近30个百分点，比某些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应当说，未来几年，我国的服务业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服务业处于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达到50%以后是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服务业是工业产值的3倍，德国是2.68倍，我国仅有0.98倍。应当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是服务业大发展的重要阶段。
（2）服务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明显提升。未来5～8年，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不仅能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为发展现代制造业提供条件，也为保持我国中速增长提供重要的产业支撑。
——服务业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服务业为城镇化进程中转移大量劳动力提供重要条件。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和就业比重大多在70%～80%，而我国服务业比重仅有43%，就业比重只有36%，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如果城镇化在未来继续保持较快速度,未来10年，服务业比重有望达到60%左右，服务业就业占比达到50%以上，由此将增加约1.2亿个左右的就业岗位。
（3）服务业发展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
从总体上看，有利于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远未形成，还面临金融、土地、税收、行政审批、价格等多种制度障碍。未来8年，基本形成服务型经济体系，关键是加快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体制创新。在银行、证券、保险（放心保）、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同时，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最大限度地为服务业发展“松绑”。
转型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
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
未来几年改革面临三大选择：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拉动消费支撑中速增长的体制机制；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
1,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
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关键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形成以拉动消费支撑7%左右中速增长的体制格局。
（1）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当前，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一个较好时机。建议1～2年内，全面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2～3年内，建立完善的碳源碳汇监测与调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范围，适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展排污权交易。
（2）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第一，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金融资源。第二，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第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多种形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拓展人民币使用的地域范围；推进在岸市场开放与离岸市场培育，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3）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为重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建议未来2～3年内，在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领域，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竞争性的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的领域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对城市公用事业，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对食盐等政企分开滞后的领域，在加快政企分开、实行管办分离的基础上对民间资本放开。建议开征垄断利润调节税。
（4）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这些年来，国有资本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但随着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国有资本配置应当调整。
——从全局出发，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关键在于国有资本的投资范围和领域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应当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
——国有资本应当逐步提高收租分红的比重。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40%。相比而言，央企上缴红利明显偏低。对短期内难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逐步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争取“十二五”末期不低于30%。
——以国有资本的部分股权补充养老基金缺口。在公共产品短缺的背景下，国有资本在全局中发挥了作用，除了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保持控制地位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要有所作为，由此对国有资本的配置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5）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物权还是债权，到现在还有各种争论。我一直主张，在严格农地性质的前提下，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物权，受物权法的保护。在这个大前提下，农村的土地流转才有制度性保障。
2，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
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
（1）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协调利益关系的重大任务。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太低，不仅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关键性因素。
——推进城镇化、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重要条件。如果能把每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由此，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有可能达到40%，中等收入群体从3亿扩大到6亿左右。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对我国消费的拉动，还是加快社会转型、化解社会矛盾、形成合理社会结构都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在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的情况下，社会结构不合理，社会风险很难解决。
（2）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确立了很好的原则，需要进一步具体破题。
——推动建立工资协商谈判机制，形成劳动者报酬正常增长的保障机制。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实质性降低工薪阶层税负。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分配透明度。
（3）以制度统一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在我看来，应当以制度统一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进程。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
——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
——改变负福利现象。比如，穷人和富人在医疗支付上都有一个个人支付的比例，虽然支付的比例相同，但个人支付占个人收入的比重有很大差异。因病致穷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4）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涉及中央地方关系，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可以看到，城镇化过程中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非常重要。我前一段时间去德国考察时了解到，德国60%的企业和80%的人口在中小城镇，不仅有其文化因素，更要看到其公共资源配置的因素。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同以及区域的一些特点，是引起差别因素的主要方面。要加快中小城镇的发展，需要公共资源配置跟上发展的步伐。
——推进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型。
——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尽快形成公共财政基本格局。
——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
3，以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为重点的改革攻坚
腐败现象产生原因更多的与增长方式相关联，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体制机制性腐败。总体判断：一是治理转型到了有效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加快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以权力公开透明为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3～5年的努力，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公开化，走出一条权力约束权力与社会监督权力有机结合、有效抑制腐败的新路子。
未来几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取得重要突破，决定性因素在于政府的转型改革。如果政府转型改革不彻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很难理顺。所以说，政府转型仍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以推动政府合理放权、分权、限权为主线，尽快形成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对我国未来几年的转型与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