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玉贵
2014年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在关键经济领域真正实施深层次改革的启幕之年，也是中国经济改革35年来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全面切换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要在更高层级上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亟须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行为空间受到切实保护，让政府规制真正成为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切实保障。
国家改革经济学初步形成
在即将过去的2013年里，新一届中国执政团队留给中国和世界的最深刻的印记是：第一次全面展示了升级版的国家改革经济学。
升级版的国家改革经济学，以被有关学者称之为“李克强经济学”的新一届政府改革思路为逻辑起点，经过大半年的探索和不断汲取改革智慧，以11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初步标志，在确立了总体改革思路基础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涵盖15个领域的16项、60条决定的具体改革措施和操作路径。其改革范围之广、改革决心之大，堪称21世纪以来各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最大亮点。其中最具指标意义的是，中国第一次在最高层面上确立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非基础性作用。笔者判断，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能够紧紧围绕这个中心环节，则中国不仅将在2020年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且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以美欧日本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在最近几年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也是非常自然的逻辑延伸。
笔者认为，业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要通过内生性的增长动力释放及参与全球顶尖层面的要素分工，来求得经济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可持续增长，没有一套契合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国家改革经济学是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的。显然，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改革经济学，肯定将借鉴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的合理“内核”以及主流经济学最新发展成果，但绝非简单套用，而是在深刻总结35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改革来搭建竞争性市场体系，以此激活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
贻误改革将加大边际成本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35年的历史，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中国经济改革是在没有现成理论指导下不断探索的渐进式改革，而且长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说，国家在国企改革领域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作为全世界公认的最具难度的改革，国企改革迄今为止尚未有很好的参照系可供中国借鉴。而中国以放权让利为整体思路的改革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调动了各个层面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也由此激活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过，整体而言，尽管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倒逼改革的做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市场化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要过渡到真正的市场经济迄今只是走完了一小半的路程。很多关键性领域，例如资源性产品领域以及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并没有市场化或完全市场化。在土地、林权等各项资源、包括其他没有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行业之中，还存在着巨量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市场中来。而由于上述相关领域改革的缓慢或者相对停滞，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迟迟未有突破性进展。
而当增量改革的红利释放殆尽，亟须通过深层次的存量改革来启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周期时，横亘在改革者面前的则是阻碍力量相当巨大的既得利益者。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最大约束。而如果不下定决心进行存量改革，继续在增量改革的道路上行走，不仅将加大经济转型成本，更有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在失去比较优势之后又错过了打造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今日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也为富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样本，更为富有担当感的新一届政府提供了解决深层次问题的难得机会。笔者曾说过，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性风险，根本而言，并非来自于外部的战略打压与竞争挤压，而是本属于改革力量的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使得既有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式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有可能吞噬经济发展成果。纲举才能目张，决策层唯有以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参照系，以时不我待的决心全面推进系统性改革，加快经济战略转型，才能真正突破中长期发展瓶颈。否则贻误改革时机将显著加大改革的边际成本。
做好存量改革的战略部署
2014年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在关键经济领域真正实施深层次改革的启幕之年，也是中国经济改革35年来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全面切换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要在更高层级上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亟须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行为空间受到切实保护，让政府规制真正成为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切实保障。
如今，中国经济关键领域的改革路线图早已挂在墙上，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执行机构来贯彻和落实上述改革措施。而从这些年的改革历程来看，当前亟须破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亟须通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使得像发改委这样极为重要的改革部门真正发挥改革中枢作用，还要破除影响力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对深层次改革的阻滞。在上述关键性问题解决之后，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其决定性作用的主导地位转变以及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的确立，才有现实可能性。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以及市场高度关注的简化投资审批和商业注册手续，降低私营部门参与医疗保健行业的门槛，扩大养老金和医保覆盖范围，允许设立民营银行，扩大营改增和资源税改革范围，推动极为敏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等等，都是决策层在2014年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改革领域。
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后续改革方案并显著提升政策执行力，则中国经济改革在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切换过程中将迎来里程碑意义的进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