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行压力持续倒逼，实体经济现转型“拐点”，迎接新一轮发展宜实施“价值链攀升”战略。
记者 丁文杰 陈钢
康淼 杨毅沉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东中西部十余省市调研了解到，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既有上扬动力、也有下行压力，总体处于“底部徘徊”态势，在初步实现“软着陆”的同时，转型升级正逐步成为企业的切实行动。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历经数十年粗放增长后，已迎来转型“拐点”。
“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采访中，许多专家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但专家也指出，我国实体经济“大而不强”，主要表现为大多数产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低端，尚未占据产业制高点。面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的“双向挤压”，我国实体经济要有效提升，走出当前“深度调整期”，需要积极实施“价值链攀升”战略，让实体企业加快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
经济“虚火”全面降温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实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中间虽有波动，但目前整体处于“底部徘徊”态势。
主管部门分析，从近期工业生产情况看，经济回升势头在加强。近几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提高，货运量、用电量、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等指标均有好转，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巩固。此背景下，当前实体经济行业间存在“分化”现象：
一方面，钢铁、煤炭、装备制造、新能源等行业“虚火”降温后出现产能过剩，举步维艰。据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浩介绍，尽管今年7、8月份钢价有小幅反弹，但总体仍不乐观。部分钢铁企业甚至表示，资金存量已到了警戒线以下，资金链随时都会出问题。
本刊记者走访陕西、湖南、云南等省的煤炭企业、行业协会了解到，目前，煤炭行业利润已经从每吨数百元的暴利调整到只有几十元的“微利”，约有25%的煤炭企业出现亏损。同时，我国机械制造业面临的形势也较为严峻。佛山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秘书长吴志平介绍说，该协会600多家会员企业今年上半年的订单比去年下半年下降了7%，“往年一般10月进入淡季，今年7月就进入淡季”。
另一方面，食品、医疗、电子等终端消费行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广东一家制药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虽然总体经济趋缓，但医药市场波动不大，这几年行业平均增速为20%～30%，公司今年增长预计在30%以上。”
尽管从宏观面上看，当前实体经济处于困境，但全国各地并未出现企业大规模倒闭或发生大规模“裁员潮”。福建晋江市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尽管当地许多中小企业经营较困难，但没有发生大规模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情况，相反很多企业还存在招工难的问题。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介绍，2008年由于经营困境，广东曾出现一些实体企业负责人“跑路”的情况，而目前未出现类似现象。
此外，本刊记者在北京、上海、陕西神木等地采访了解到，随着经济下行、房地产调控、资源价格下调，“脱实入虚”、游资炒作的势头也得到一定程度抑制，社会游资炒作更加谨慎，这有助于促进资本向实体经济回流。
三大“两极分化”
今年下半年以来，实体经济走势略有上扬，但企业利润率依然存在下行的趋势。据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从数据来看，当前企业的主营合同利润率在降低，说明工业生产利润率在降低。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除外部需求萎缩外，实体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也不容忽视。在此次下行中，凸显出三个“两极分化”：
一是产业链上下游“两极分化”。部分产业上游银根、地根和资源等垄断程度较高，下游竞争却十分激烈，一些企业成了“夹心饼”，在经济下行中处境艰难。福州一家生产包装膜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公司的产品市场份额达30%，按照行业标准占市场份额20%以上就有定价权，可由于上游原材料被大企业高度垄断，所以经常被“卡脖子”，原料紧张的时候还有掮客从中谋利。
二是成本上升与产品价格疲软“两极分化”。受劳动力、资金、土地、原材料、资源环境等因素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正进入“高成本时代”，用工成本上涨尤为明显，且有逐步加快之势。调研中一些企业反映，近年来农民工用工成本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赖世贤、海南金盘电器有限公司副总裁张乾荣等企业负责人反映，与不断上涨的成本形成对比的是产品销售疲软，“有的企业为了去库存压价销售，最终把品牌毁了。”
三是产业链上的大企业强势、小微企业弱势“两极分化”。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在竞争中由于实力不对等，会出现大企业压榨小企业的现象，给小企业增加很多成本。海南省一家变压器企业负责人介绍说，企业上游是钢铁、下游是电网公司，都是国有大企业，上游原料货款不敢拖欠，下游应收账款却高达9亿元，光利息就损失很大，企业两头受压。
“政府喊”转向“企业干”
一些受访的专家认为，在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转型路径越来越明晰，尤其是转型的压力切实传导到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身上，从长期以来的“政府喊”到现在的“企业干”，实体经济转型“拐点”真正出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分析显示，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进中有质，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国内市场信心增强，社会预期向好，一些经济指标趋向好转。
本刊记者在多地采访也了解到，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品牌企业已逐步走上转型发展之路。总部位于福建晋江市的恒安国际集团是一家生活用纸生产企业，年销售收入200亿元左右。公司负责人许连捷说，恒安目前占地两三千亩，拥有3.8万名员工，其中5000多人是搬运工。
“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产出效率，要实现千亿元销售目标需要上万亩土地、10万名员工。”许连捷介绍说，为了提高生产率，恒安集团对新建工厂全部建立自动化生产线。恒安集团将于明年投产的新厂，占地120亩，产出将达50亿元，“由于采用先进设备，单位面积产出、人均产出、产品附加值等都大幅提高”。
经济下行周期中，不少企业真正认识到核心技术的重要性。赖世贤深有感触地说：“这一轮‘洗牌’与之前相比确实不一样，从体育用品方面来看，过去几十年发展太快，现在已经进入平稳期，现在亏损了要补回来的空间已经很小。”
为了应对与国际品牌日益激烈的竞争，安踏公司一方面不断增加研发经费，另一方面主动调整营销模式，去年以来已净减少了700多个实体门店，同时加强了网络销售力度。从当前的订货情况看，安踏公司已经完成这一轮的调整。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像恒安、安踏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品牌企业带头进行管理提升、控制成本、流程再造、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明显，我国实体经济的转型“拐点”正在逐渐明晰。
需求引领价值创新
部分受访专家认为，面对成本上升、利润下降、需求不旺等多重压力，我国工业的新一轮发展，应摆脱“标准化、大规模”路径依赖，做好“爬坡”和“登山”的准备，每个产业都必须向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当前需利用好三个“抓手”：
一是以技术改造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我国食品、纺织、能源、原材料等传统产业主要依靠规模扩大和产能扩张，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不足，今后应当通过直接渗透、间接拉动、转型改造等方式实现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比如，利用生物技术对传统食品加工业的渗透，开发更营养、更健康的食品。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二是以需求引领为重点拉动新兴产业成长。因产能过剩和外需受挫而遭遇“过山车”的光伏产业，近期显现回升趋势。生产光伏电池检测设备的陕西众森公司副总经理冉旭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光伏产业的转折，很大程度得益于国家对分布式光伏的拓展和电站的建设，说明需求拉动才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长久之计。”
他认为，前些年国家对新兴产业的培育主要是针对投资环节补贴，下一步宜将补贴重点转向需求环节，通过扩大市场需求来带动新兴产业发展，使政策做到普惠，提高效率。
三是以服务化为重点促使制造业走向高端。实体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拓展，除了关注“前端”的研发、设计，更需要向“后端”的销售、物流、售后服务发力，目前不少制造企业已开始付诸实践。
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告诉本刊记者：“我国钢铁行业的‘微利时代’可能贯穿于产业转型整个过程，如果企业仍然局限于简单的产品制造必然会走向‘死胡同’。钢铁企业需要由单纯的制造产品转向制造价值，而这个价值就来自于服务。”目前，宝钢旗下的“东方钢铁”已经在从事钢材的网上交易，宝钢与上海宝山区近期共同成立“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打造出集钢铁产品网上销售、物资采购、循环物资处理和供应链融资为一体的模式。
改革优化“生存土壤”
今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主要是利用市场机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基层干部和企业界认为，这一政策导向，可以扭转实体企业倾向于“争取优惠政策”和“占据资源优势”谋求高速发展的路径依赖，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对此，地方政府与管理部门应消除“增长焦虑”，培育“发展耐心”，更加有效地改善实体经济的“生存土壤”。
一是应多方联动，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据全国工商联调研统计，我国企业涉税种类多，部分小微企业税负高于净利润，而且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性收费的部门有18个，收费项目65个。
本刊记者近期在陕西、福建、广东采访了解到，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一些企业却遭遇了“补交税”，一些企业税减了、费增了，一些地区通过强力收费确保财政增长……这些现象都表明，亟需采取多方联动的方式切实为企业减负，防止政府部门“盲目开源、与民争利”。
二是应以市场化手段推进金融改革。一些金融机构反映，今年以来，国家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利率市场化等政策，主要以行政推动的方式，使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从长远来说，应更多地以市场化手段推进金融改革。为了兼顾中小企业融资与金融体系风险之间的平衡，须加快信用体系、担保体系、风险分担体系建设。
三是应消除“隐性壁垒”，激活民间投资活力。部分基层干部和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为民间投资参与市场竞争“松绑开路”，除了重视打破“政策壁垒”，更应注重消除经济性、技术性的“隐性壁垒”。
比如，国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建设，但在勘探领域，油气区块已划分完毕，民营资本难以拿到；在管道运输领域，“管道项目立项时就必须明确70%以上的下游客户”的规定，又将民企排除在外。
四是应抑制虚拟经济膨胀，培育实业精神。近期公布的2013中国企业500强显示，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营业收入总额只有500强总和的6.2%，利润却占到总额的35.6%，五大银行利润已连续两年超过500强中全部制造业企业利润。
实体企业负责人建议，今后宜通过更有力的房地产调控和金融改革，推动企业回归实体经济，改变“一流企业做金融、二流企业做房产、三流企业做市场、四流企业做实业”的不良经济生态。
坚定实体强国道路
“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仍然持续，我国加快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改革的大背景下，此指导思想意义深远。
从国内看，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依旧是粗放型，实体经济高能耗、高污染仍未根本改观，创新能力低；另一方面，市场存在脱实就虚的投资投机风气，尤其是金融领域包括地方债务问题、影子银行等潜在风险出现，现有金融服务难以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掣肘我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提升。
从国际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还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难以退出，过剩流动性仍将有助涨全球性投机行为泛滥的可能。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反省其产业竞争模式，加大扶持实体经济回归的力度，竞相在全球产业经济制高点展开争夺。
这意味着，全球性经济结构大调整的主基调，将围绕着如何做强实体经济和运用新技术革命改造实体经济，推动形成新一轮的国际发展竞争浪潮。而实体经济的强弱成败，毫无疑问是这场大调整中的基础和核心。
而且，就中国而言，在转变发展方式基础上强化实体经济的全球竞争力，还意味着中国能否摆脱过去十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经济虚拟化弊端，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竞争模式。所谓中国经济“唯有向上一条路”，其挑战和机遇也正在于此。
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为中华民族的强国道路具体全面地指明了方向，而依靠实体经济壮大支撑中国综合竞争力，已经成为这份民族复兴“里程碑”意义文件的核心目标之一。在此意义上，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改革的中国经济大转型，其最终成功的标志，一定是实体经济为主导的国力强盛，而不是金融资本统治下的非理性繁荣。□(文/健君)
中国实体经济弱点：“体形高大、筋骨不强”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世界产业分工开始大规模从产品间分工转向产品内部分工，进入全球价值链阶段。我国以低成本加工制造业切入这个链条，利用30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较好的经济实力。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介绍，我国经济总体上以实体经济为主，制造业规模2011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首位，约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20%，这是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但是，庞大规模的背后，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现象明显。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向本刊记者表示，我国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一些生产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的国产产品，技术质量和档次并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一些国产产品的整机质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关键零部件仍依赖进口；我国产品的品牌价值薄弱，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差距较为明显。
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发布的《2013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显示，中国国内附加值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为70%，低于俄罗斯、印度、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为59%，位列全球第11位，低于新加坡、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国家。
9月上旬在厦门举行的2013国际投资论坛上，一些与会专家认为，我国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取的实际利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很多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多数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中交西安筑路机械公司副总经理杨向阳告诉本刊记者，在徐工、三一重工(600031)、中联重科(000157)等企业带动下，国产工程机械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已从十年前的20%提高到现在的80%，但传动、控制、发动机、关键液压件等核心部件仍主要依靠进口，整机产能过剩和高附加值部件短缺反差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