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10328)在哪里？如何把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挖掘出来并保持下去？这些问题在当下已成经济学家、企业家、官员们费尽脑筋、冥思苦想的难题
文 ·魏志强
中国经济增速自从两位数跌入官方所确定的“七上八下”新常态以来，经济中固有的矛盾和问题开始显露，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日益突出。曾经的经济增长动能——人口红利、成本优势、改革红利等，已经消耗殆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哪里？如何把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挖掘出来并保持下去？这些问题在当下已成经济学家、企业家、官员们费尽脑筋、冥思苦想的难题。
经济增速下行的官方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了30年的高速增长期，GDP平均增速几近10%，本世纪头10年GDP年均增速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以上。这样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可谓奇迹。这也使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开始大幅度减速。2007年，GDP增速为14.2%，2008年下滑到9.6%，到2009年第二季度竟然降到了7.5%，和2007年的相比，几乎降了一半。工厂倒闭、民工返乡潮在沿海地区不断出现。为了遏制外需萎缩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政府匆忙之下开出了一剂4万亿的刺激药方，又放了10万亿贷款。政府的强力刺激，一时间缓解了经济增速的颓势，最终使2009年的GDP实现了9.2%的增速，并于2010年回到了10.4%的两位数增速。但好景不长，2011年又降到了9.3%，2012年再降到7.8%。今年第二季度继续下降到7.5%，四年后又回到了2009年第二季度的增速。经济规律毫不留情地把中国经济增速打回原型。人为的刺激经济，只能短期奏效，但改变不了长期结果。
中国经济怎么了？是进入了经济增速的新常态，还是崩盘的先兆？一时间空多双方争论不休。
7月19日，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碰壁”（Hitting China's Wall），唱衰中国。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的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再平衡”的需求，投资已占GDP的50%。投资正遭遇收益骤减的情况，所以，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这就需要消费支出大幅提升才能取代投资的地位，但消费增速太慢，不足以避免严重的经济滑坡。所以，克鲁格曼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无独有偶，两年前——2011年夏天，末日博士鲁比尼在中国之行中也发现了过度投资的问题，并由此预测，2013-2014年，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鲁比尼说：“过度投资，目前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0％，创造了一个潜在的债务问题和大规模的产能过剩，这两者最终会拖慢经济增长，并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即经济增长大幅放缓至5％或更低）。为了避免2013-2014年度的硬着陆，中国需要朝着更加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努力。中国在投资泡沫破灭前能够显著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对此我们表示悲观，因为储蓄率很高和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是结构性的，这需要政治上的几十年的痛苦艰难的改革来改变。”
针对克鲁格曼、鲁比尼这些唱衰中国经济的说法，官方给予了反击或答疑。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分别在接受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都认为，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为7.6%，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仍处在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盛来运更是根据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7％的数据，用三句话12个字概括说：“总体平稳、稳中有升、稳中向好”。统计局官员并不认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有什么大问题。官方经济学家基本也都是这个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7-8%增速的新常态。
关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作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近期也多次在国内国外发表看法，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6%，较之以往8%以上的增速确实有所放缓。一些朋友对中国经济前景有些担心，有的人提出了问题：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对此，习近平回答：“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习近平解释说，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中国经济增速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8%，再到今年上半年的7.6%，总体上实现了平稳过渡。7.6%的增长，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长及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习近平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趋缓是中国主动调控的结果。因为，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7%的增速就够了。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同时，我们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
2013年9月，李克强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中国将继续持续发展之路》一文中，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进行了解释。他说，中国政府明确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防止过度波动。明确“下限”是要稳增长、保就业，GDP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8%，再平稳过渡到今年的7.5%左右，既是经济规律的趋势，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明确“上限”是要防通胀，今年把CPI涨幅控制在3.5%左右。使经济运行保持在这一合理区间，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可以给市场和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
李克强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5%的调查失业率和2.4%的通胀率，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
2013年9月11日，李克强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致辞说道，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经济目前已进入转型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符合发展规律。“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
然而，中国经济放缓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证明，那些对中国经济担忧、甚至唱衰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
9月3日，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等五国媒体采访时也承认，“我们确实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困难”。但习近平相信，“这些问题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我们有能力处理好。”
同一天，李克强也在东盟论坛上说：“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前进中还面临不少严峻困难和挑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有些是难以预见的。但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完成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而且有决心为明年、为未来、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李克强表示，中国政府有信心能实现7.5%的经济增长目标。
习李的表态，特别是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显然不同于他们的前任——胡温。7个月前——3月5日，温家宝在他任期内所做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对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这样描述的：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温家宝提出了11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温家宝的说法与之前——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做十八大报告时的说法基本一致。
两代领导人在仅仅相距7个月的时间，就对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了大不相同的表述：胡温认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具体问题之多让人忧心忡忡；习李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中高速增长期，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各大机构深知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前任领导提出“保八”时，他们就纷纷把中国经济增速调到8%或以上；现任领导底线是“稳七”，他们又纷纷往下进行了微调。
今年10月，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 形势课题组发布报告预测，2013年GDP增速7.6%左右。同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均小幅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世界银行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由半年前的8.3%降至7.5%。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分别增长7.6%和7.3%。
这些大机构的预测与官方目标基本一致，全部在新常态即“七上八下”之间。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预测、这样的增长目标，其经济学的学理基础是什么？
经济学家之争
1936年，凯恩斯出版的《通论》在结尾处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但他说的这句话让各派经济学家都十分受用。在当代，不管有多少人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各国政府依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反周期调控，官员们可能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很透彻、系统的了解，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凯恩斯思想的“奴隶”。
我们现在回到中国经济的运行之中，寻找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经济学学理要义。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最近在多次演讲中强调：“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指出：“1995年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到集约的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个转变就是体制的转变，而且是第一个转变能够实现的关键和基础。”
研究双重转型，或叫两个转变，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对于中国而言，西方经济学很值得学习，但是，的确没有拿来就适用中国国情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家被迫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学，但这十分艰难。时至今日，针对中国双重转变的研究，有自己理论体系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寥若晨星。
笔者认为，就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而言，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具有创新性；经济学家吴敬琏几十年来对中国改革和市场经济的研究和洞见，独步学林。他们二位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当然，对于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政策建议，批评甚至是反对之声也是不绝于耳。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界独享开放的思想市场的一大特色。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引起的争议
林毅夫本来就是一位著述颇丰的经济学家，2012年，从世行卸任回国，一下子又推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解读中国经济》、《繁荣的求索》、《本体与常无》和《从西潮到东风》五本著作，“从而为他4年世行高职荣任交了一份富有成果的答卷，也向中国经济学界的同行们和国人带来了他的新研究成果。”2013年7月9日，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在FT中文网发表评论《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时说道。
林毅夫的新著在国外获得了好评，斯宾塞、斯蒂格利茨、福格尔、菲尔普斯等多位经济学大师都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评价很高。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评价说，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
但在国内，人们还没来得及消化他的学术思想，其“有为政府”、“中国未来20年还具备8%的增长潜力”等不合时下语境的言论，就给他本人和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时间批评他的声音此起彼伏，但大多数为误解，看得出来，很多人尚未读他的书就开始批评。例如，林毅夫辩解增速言论时说，8%的增速指的是潜在增速，并不是现实的增速，但“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深化改革，消除各种结构性的缺陷， 并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有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率。”
何谓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属于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的说法，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叫做结构主义，发源于二战后；第二波思潮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特色，盛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还推出了“华盛顿共识”。而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林毅夫希望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总结了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教训后，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既不像结构主义那样片面强调政府而忽视市场的作用，也不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片面强调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
林毅夫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进一步讲，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的过程。但是，如果要把技术和产业的生产能力发挥出来，就必须有比较好的硬的基础设施，才能将产品卖到广大的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随着交易的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参与交易的人变成了互不相识的人，合同就很重要了，相关的法律体系也更加重要了，投资的规模和风险也随着技术和产业升级而变得越来越大，金融结构也必须改变，因此，这些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制度结构——也必须跟着变迁。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尽管在每一个阶段，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但当经济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一些产业升级的外部效应往往没有办法被市场完全考虑。比如企业创新升级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公共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和提高投资回报率。这些外部效应往往无法完全通过市场途径解决。因此，政府应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帮助私有部门确定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通过连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
“结构变迁方面，仅靠企业自发的行为，通常失败会非常多，产业升级的速度就会非常慢，需要政府发挥一个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的作用，才能顺利进行。”林毅夫说。
基于一些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解，林毅夫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和政府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的基本框架。提出这个方法的目的是：“毅夫及其合作者旨在使其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和理念变成为可以实际操作的政府行动指南。” 韦森说。
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赞誉主要是来自国外那些经济学大师们，他们已经把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上升到里程碑的意义。
对新结构经济的批评则主要来自国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反对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的作用，这与他们的学派追求有关。
自誉为新供给主义的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林毅夫和新结构经济学批评道：“林毅夫教授在多个场合指出，后发优势仍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20年以上的高增长。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未来确实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潜力绝不是源于新结构主义学派的后发优势，而是源于短期内能否用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中长期内能否采取正确的人口、贸易、金融、国防和财富战略，从而走上百年持续繁荣的富民国强之路。至于新结构主义和后发优势理论，不仅不能维系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反而会继续误导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样，这样的评论显然也是学派之争。
相比之下，韦森的批评则来自于对新结构经济学本身的认真研读。韦森写道：“我们已经知道，正是以竞争性市场为基础性制度，并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政府应起积极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以推动本国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和经济结构变迁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现在看来，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但逻辑自洽，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然而，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尚有两点不足：一是制度缺位，尤指政治与法律制度缺位；二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关于第二个不足，韦森问道：“产业升级是否只是指制造业内部产品生产的升级，或者是指在器物层面从农业——手工工厂——机器化生产——高科技产业的升级？这包括不包括一国经济结构内从农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过渡？或者更窄一点说：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本身是否也是产业升级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总体上看，学界对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投资和政府的作用批评较多。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十分重要，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人们的批评，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中国当下投资过大、投资与消费已严重失衡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多数批评者认为，由于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严重、基础设施建设铺摊太大，且在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没什么空间了。所以，虽然投资对经济增长来说很重要，但对当下中国而言，继续强调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就显得很不合时宜。
至于对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批评，则基本是冤枉了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主张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让市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没有作用了，因为在产业升级的时候，还有很多靠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才能顺利进行。”林毅夫辩解说。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新结构经济学在中国落地，还缺乏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基础，因为政府现在依然是经济的主导者。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即使在今天，也远未完成，这一直是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学者们重点研究和推进的事情。
吴敬琏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研究和洞见
林毅夫主张，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结构变迁过程中，硬件基础很重要，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变革（软件）也同样重要。
吴敬琏则认为制度更重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实现的关键和基础。所以，吴敬琏虽然不比其他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增长问题少，但还是对体制转型进行了更多的研究。
吴敬琏对中国经济理论的贡献和对改革实践的推进有目共睹。吴敬琏的著述之多，短时间内很难读完，但是，如果有谁能花功夫读完他的著述，笔者认为，除了能全面了解他的学术研究之外，还一定能更加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脉络和未来的走向。
中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官方改革的目标，是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确定下来的。在此之前，官方对中国经济的定性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意识形态的特点相当浓。再往前推，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道理一点都不难，就是计划经济搞了30年，搞不下去了。到了1978年，官方自己都承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就死定了。
改革初期，中国面对的是短缺问题，衣食住行全都供给不足。短缺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其原因是经济运行缺乏效率。于是，中国经济学家开始为效率问题冥思苦想，吴敬琏就是其中的一个。
就经济运行效率而言，市场经济远高于计划经济，这是不用争论的事实，但因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展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官方也还是拒不接受市场经济。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1991-1992年。
1991年，理论界关于改革的方向问题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味道十足的大讨论，改革大有开倒车之势。
在此背景下，1991年12月，吴敬琏和刘吉瑞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叫《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在该书的前言，吴敬琏强调：“离开了资源的有效的配置，侈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完全是文不对题的。而离开了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建立，要想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状况，则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些提法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当年却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吴敬琏是个学者，他有关市场经济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中国搞不搞市场经济还是要由执政者来定。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中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为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定调，一方面暂时平息了意识形态式的争论，另一方面对中国官方最终决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后，吴敬琏曾向中央建议经济改革的目标向市场经济转变。最终，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改革的目标。
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解决了短缺问题，但却开始遭遇过剩的烦恼，而且多次治理都不见效，生产过剩越演越烈。生产过剩本来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我们社会主义怎么也染上这种病了呢？经济学家该如何破解其中之谜？这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中国经济一直是在政府主导下运行，政府每年都给自己确定一个GDP目标，然后调动所有人财物资源，为此而奋斗。GDP不仅有年度目标，还有五年规划目标，甚至有10年以上的长期目标。由于官员政绩考核与GDP紧密相关，所以，完成GDP指标就自然成了官员们唯此为大的任务。一场前所未有的创造GDP运动就这样在中国展开。
GDP由消费、投资、净出口构成，通常被称作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对于政府而言，消费由消费者决定，净出口由外需决定，只有投资能由政府自己决定。于是，30多年来，政府不停地用投资来拉动GDP增长，GDP年均增速几近达到10%，致使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一度达50%以上，消费降到40%以下，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面对海量投资造成的消费不足的缺口，政府一直用贸易顺差来平衡。但当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需萎缩之时，中国外贸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重创，企业倒闭、劳动者失业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政府用4万亿的刺激药方以及10万亿的信贷，虽然再次拉高了GDP，但好景不长，近两年又回落到百分之七点多的增速，且伴随着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下难以消解的产能过剩。
不幸的是，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越来越下降。在外需萎缩、投资效果减弱的双重打击下，政府只好企盼提振国内消费需求，但为时太晚，消费需求的提振无法一蹴而就。至此，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部失灵。
曾经让多少人引以为自豪的、政府主导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怎么突然不灵了呢？
吴敬琏早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增长是由资源、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决定的，用生产函数等式来说，左边是产出，右边是若干生产要素。经济增长可以靠收益递减的要素投入，也可以靠效率的提高。吴敬琏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生产函数等式的右边，就是靠投资驱动的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左边GDP的增加，依赖于右边投资的不断扩大。为了保持增长，政府通常要制订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经济增长率拉到潜在增长率以上。但在效率很差的情况之下，要保持高增长，必然就要超支或者寅吃卯粮，在宏观经济的表现就是货币的超发。
吴敬琏继续说，经济增长本来是个长期问题，需要使用供给分析框架，但政府却反复使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分析框架，制定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这种调控方法必然造成经济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所以，中国一定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仅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要把增长模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就是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这个转变在“九五”计划时就提出来了，但至今也没有转变成功。问题在哪里？吴敬琏认为，是体制性障碍所致。市场不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形成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所以，造成了粗放向集约转变转不过来。转不过来还要保增长，就只好回到短期调控的办法，用一轮又一轮的投资，人为地把GDP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办法长期使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吴敬琏说，对微观经济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造成资源非常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环境破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至于维持人类生命的空气、水、土壤等都发生了问题。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除了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等问题，吴敬琏认为，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即杠杆率越来越高。资产中净资产太少，只能靠负债来支撑。负债率太高，如果遇到一个冲击，随时都有可能引发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所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与此同时，对社会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庞大寻租活动的基础，导致腐败行为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扩大，引发了诸多矛盾的激化。官民矛盾的加剧和政府管治能力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情况，使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一个临界点。”吴敬琏说。
在吴敬琏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更令吴敬琏担忧的是，不仅体制性障碍致使经济增长转型转不过来，而且体制改革本身也陷入了难以推进的境地。他说，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
近两年来，吴敬琏以《重启改革议程》为议题，多次演讲、写文章，传播他对改革的看法。2013年1月，吴敬琏与马国川合作出版了《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该书6个月就销售了10万册，可见国人对改革的关注。为此，吴敬琏曾疑惑地发问：“这本书6个月销售10万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2005年到现在销售还没有超过4万册，这是为什么呢？”接着他又自问自答地说，可能是学术性强的原因。看来像吴敬琏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有不了解的经济现象，其实目前国内的图书行业，一本书销售3万多册，就已经可以算得上畅销书了。
改革逐渐在民间达成了共识，十八大迎合民意，向国人宣告了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并将提出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即顶层设计方案。
吴敬琏提出，根据“问题导向”原则，对于现有体制在哪些方面需要进行改革，社会上已经取得基本共识。然而，目前面临的体制性问题很多，需要进行的改革千头万绪，决不能事无巨细、四面出击。这样，就必须通过认真研究筛选出一组相互关系密切、又具有关键性的改革项目，形成所谓“最小一揽子”的总体改革方案。这其中包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以及为推出总体改革需要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吴敬琏的“最小一揽子”总体改革方案是由一项核心改革和四项配套改革组成。
核心改革即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包括确立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放开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明晰市场的竞争规则，完善反垄断立法，实现司法公正和加强合规性监管，明确政府职能，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等。
四项配套改革项目则应包括财税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国有经济改革。
吴敬琏认为，进行总体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战略行动。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出台，除了精心设计总体方案和路线图，还需要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为聚集人气而进行的先期改革，以及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不仅如此，吴敬琏继续强调：未来十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新供给学派宣言
自凯恩斯革命以来，各国政府开始重视“需求管理”，纷纷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一度被认为成绩斐然，总需求管理似乎熨平了经济周期。然而，197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陷入滞涨，凯恩斯主义遇到极大挑战，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另辟蹊径，研究如何解决滞涨问题。
凯恩斯主义虽然遇到了挑战，但并不意味着彻底破产。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依然被各国政府欢迎，包括中国政府最近提出的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限、下限的一些提法，其学理源头也没有离开凯恩斯主义。
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确再次引起各国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经济学家对需求管理的反思。吴敬琏在今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有很多人总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解决长期增长问题，最后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长期增长应使用供给分析框架。吴敬琏说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大约在5年前。
无独有偶。2012年11月，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与此同时，以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七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提出“八双”为核心的政策主张。
贾康和滕泰的相遇，并以华夏新供给研究院为新的平台，两股供给学派合二为一，其人数大约有十余位，另有陆续加入的数十位特约研究人员。他们期待政府的宏观政策从需求式管理转向供给侧调控，“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是这一学派开出的短期和长期改革主张。
新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方面，他们相信“新供给可以自动创造新需求”。其政策药方是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加快城镇化步伐、实施新一轮的价格财政及金融改革等。
2013年8月，新供给学派研究成果《新供给：经济理论的中国创新》一书问世，由贾康主编。该书基本是一本研究报告和论文汇编，涉及到供给学派的基础理论、政策主张、热点问题和国际借鉴等问题。
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相比，新供给学派在基础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方面似乎都有待完善。其改革方案的设计，似乎也更应向吴敬琏讨教。
经济增长动力之源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增长动力从哪里来？我的看法是，只能从改革中来，从调整中来，从创新中来。”此前，李克强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也强调：“改革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
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但它们靠什么驱动？在当下的中国确实要靠调整、改革、创新来驱动。因为对中国经济而言，以“需求管理”为特点的短期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已经越来越失去作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已经全部失灵。如果想让中国经济避免崩盘，我们的眼光必须要从短期转向长期，特别要转向以改革和创新，来驱动和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从吴敬琏到林毅夫，再到新供给学派，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学家们都想用他们的顶层设计方案，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但新制度学派的诺奖得主科斯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王宁教授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却得出了与中国经济学家不同的结论。在他们今年1月出版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两位教授发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政府引导的改革和草根改革是双重存在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改革的二元结构。草根改革即边缘革命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具有相当的活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政府设计并监控的改革虽然也很重要，但与边缘革命相比，反而不一定很成功。
科斯和王宁认为，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正如中国谚语所言，“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草根改革包括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城市的个体工商业、经济特区，科斯和王宁把这些自发性的改革称为四种“边缘革命”。“四种‘边缘革命’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在政府掌控的范围之外爆发。四种革命中的主角均来自社会主义中的边缘角色，不同于社会主义的骄傲——政府精心保护的国营企业。”这些边缘角色或多或少地被政府忽视，尤其是政府认为它们的存在威胁不到社会主义时。
在吴敬琏的研究中，把“边缘革命”称作“增量改革”。但科斯、王宁与吴敬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增量改革”并非来自中国政府的战略。例如，官方也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是 “中国农民的两个伟大创举”。
如果科斯和王宁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市场经济之源应该是更具活力的边缘革命，同时它们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之源。这些改革不是由谁设计出来的，而是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它们都是先自发出现，然后得到官方认可。这样的结论可能让习惯于为官方谋划顶层设计方案的中国经济学家失望。
科斯、王宁认为，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改革，从改革初期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但他俩认为，即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无法显著提高创新能力的话，其生产力依旧只能排在中游水平。“这将成为现代人类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非生产力最高的。”
由于创新乏力和缺乏独一无二的产品，中国现在还少有世界级的品牌。“对于要重返世界第一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窘境，我们姑且称之为‘没有产品的生产’。”科斯、王宁说。
创新对于中国的意义，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但为什么还是创新乏力呢？
从生产函数等式的右边看，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了劳动力、资源、资本的投入，在技术方面主要靠引进技术，忽视了创新，这与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以及资源禀赋有关。现在，人口红利到了“刘易斯拐点”，制度红利消耗殆尽，投资拉动GDP增长到了强弩之末，我们被迫想起了创新。
但什么叫创新？怎么创新？谁是创新的主体？创新的原动力在哪里？这些问题我们问师于谁？
关于创新，中国政府有一个宏伟目标：到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其中，首先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可见，这里对创新的理解，首先是以企业为主体，其次是创新在企业层面指的是纯粹的技术创新。创新主体是“产学研”机构中的科技人员。
但技术创新怎么才能形成市场需要的产品呢？显然，我们还要扩充对创新的理解。
从经济学角度看，创新这个概念起源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他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情况：引进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任何一种工业执行新的组织。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们便是“企业家”，因此，创新是由企业家完成的。
诺奖得主菲尔普斯今年9月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在这本书中，菲尔普斯提出了与前人不一样的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是指新工艺或新产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一个民族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菲尔普斯说，在20世纪，各国政府试图让失业者再次找到工作，以期重现繁荣。现在任务更加艰巨：让那些有工作的人重新找回繁荣。为此，政府“需要采取的立法和监管行动与刺激供给和需求无关，要采取正确的行动，需要正确理解经济活力所依赖的机制和精神。”菲尔普斯在他的书中，既关注促进或制约经济活力的制度，也重视不同价值观的影响。
菲尔普斯宣称：“我描述的经济活力并不否认科技进步，但并不把繁荣与科技直接挂钩。在我的叙述中，态度和信仰才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主要是指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它们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
菲尔普斯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是更多地转向构思和实践新创意，试图创造过去不能生产甚至从未想象到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当一个经济体从现代化阶段倒退时，社会中的创意流就会枯竭。不管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走向现代还是走向传统，其工作生活的结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至于对中国的建议，菲尔普斯说，中国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不能再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的任务。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
科斯与菲尔普斯对中国的建议略有不同。科斯和王宁认为，中国创新乏力的原因是，“从经济到教育，从法律到政治，中国社会每个角落都缺乏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而思想市场在他们看来是生产要素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们建议，中国应尽快培育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菲尔普斯和科斯对中国的未来都抱有信心。菲尔普斯确信，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
科斯也认为，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话会使国人深受鼓舞，但我们更应牢记：市场经济之源在于草根阶层的边缘革命；经济增长动力之源也来自于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