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
在持续了多年高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增速减缓。在赶超发展的关键期，为何出现减速，经济运行风险是否可控，理性认识这些问题，对增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尤为重要。
中国经济减速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是分不开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在各国联手刺激政策下，虽在2010年一度出现复苏迹象，但随着政策效应减弱，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欧债危机开始发酵，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受到全球经济变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由危机前2007年2季度的14.8%下降到危机后2009年1季度的6.6%，在实施一揽子计划后，经济增速反弹到2010年1季度的12.1%，此后总体上处在放缓过程中。在采取稳增长措施后，2012年4季度出现回稳态势，增速达到7.9%，但今年1、2季度增速又有所放缓。
中国经济减速是主动调结构、转方式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认识到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与其说是对增长速度的挑战，不如说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主动加大调结构和转方式的力度才是根本出路，而这种调整是以经济增速适度放缓为前提的。比如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至7.8%，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1.2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1.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资本形成高1.4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3.6%。
中国经济减速是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必要代价。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扩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工业回升，缓解就业压力，为我国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创造了条件。但应看到，刺激计划也带来了投资和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要化解由此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就要把重点转向提高投资效率，控制货币和信贷规模，这势必要影响到经济增速。
中国经济减速也是我国潜在增长水平下降的客观反映。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间高速增长后，都会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者调整过程。有关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趋于下降，加之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短期内很难有效提升，我国潜在增长率正下移至7%—8%的区间，经济减速也是短期需求波动和潜在增长水平下降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变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经济减速往往会使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问题“水落石出”，经济运行风险有可能增大。对此，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化解，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些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比如，产能过剩问题，目前我国部分工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下降幅度较大，但还未给工业带来整体性影响，只要我们统筹考虑就业、银行资产、社会稳定等多重影响，产能过剩及其相关风险是可以化解的。又如，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问题，虽然近年债务规模有所扩大，但仍在可控范围内，有关部门已经启动应对机制，风险将得到进一步控制。再如，金融领域的风险问题，特别是影子银行近年来规模扩张较快，有关部门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的监控，建立健全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对控制和化解风险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经济增速正在换挡，但换挡不能失速。当前，保持合理增速十分重要。没有一定的速度，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民生就没有物质基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也无从谈起。从去年2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稳定在7.4%—7.9%之间，没有出现大幅下滑，仍处于潜在增长水平的合理区间。今年下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信息、旅游、养老等新兴消费增长较快，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仍然较大，棚户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铁路等投资力度加大，投资增长将保持稳定；出口增速有可能随美欧日复苏态势逐步明朗而有所加快，预计全年可以实现7.5%的预期增长目标。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 盛来运
从2011年1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下滑，去年4季度略有加快，今年又连续两个季度下滑，2季度回落至7.5%。如何看待增速下滑以及未来走势，关键是理性把握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变”与“不变”。
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转型的新阶段，原来支撑高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首先，人口和劳动力供求格局变化明显，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趋于下降。2012年，16—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68.1%，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其次，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不高，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根据世界银行和英国石油公司数据，2012年我国GDP占世界的11.5%，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世界的21.9%。此外，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这些因素都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总体上趋于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转型中曾出现的普遍现象。
但尽管如此，支撑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仍具有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条件和潜力。
一是城镇化深入推进将激发投资和消费需求。2012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为52.6%，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差距也较为明显。在城镇常住人口中还包括了1.7亿长期在城镇打工而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他们所享受的城镇化水平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有较大差距。我国城镇化在量与质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是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2010年我国工业化水平为60%，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即工业化水平至少达到80%。此外，我国信息化发展滞后，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程度仍然较低。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机遇，进一步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可以有效推动技术与产品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业态，拉动经济增长。
三是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2011年，我国农业经济活动人口人均耕地仅为0.2公顷，而日本为3.2公顷，德国为18.8公顷，美国为65.2公顷；我国每千公顷耕地上的机械使用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既有利于提高农业的规模化和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释放更多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缓解劳动力供需矛盾。
四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居民消费正处于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转向以住行为主的发展享受型消费过程中。这一转变虽然较快，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根据国际公路协会数据，2010年，美国每千人乘用车拥有量为627辆，日本为453辆，德国为517辆，我国仅为44辆。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环境改善，住房汽车、文化娱乐、旅游休闲消费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提升。
五是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明显，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较大。我国地域广阔，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按照我局综合发展指数计算，目前中部比东部至少落后5年，西部比东部至少落后10年。中西部具有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等比较优势，在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和社会事业等方面蕴藏着巨大潜力。未来区域增长的协调性有望进一步增强，新的区域增长极将不断涌现。
六是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有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改革红利，特别是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环境，“营改增”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预期未来改革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红利将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将持续增强。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国经济仍具备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潜力和条件。但要将增长潜力转化为现实，需要付出艰辛，扎实工作。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走创新驱动的增长之路，中国经济一定会更美好。
致力推动经济从高速转向高效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 平
从本质上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源于对不平衡结构积累下来的问题进行的调整，因此减速带有结构性调整特征，而不仅仅是外部冲击或政策干预导致的周期波动。
实际上，从全球范围看，这次经济减速是世界性的，并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首先，在大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通常经济增速都会放慢。因为，在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要由以制造业为主导转向服务业占主要比重，而服务业效率的提高速度要慢于制造业。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服务业将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其效率会持续改进。其次，赶超中国家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比率会逐步向发达国家趋近，劳动报酬份额会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不断追加的资本投入所带来的效益会递减，只有主要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与技术创新才能驱动经济持续发展。第三，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效率低于制造业效率，因此，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会直接降低劳动效率，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如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目前中国服务业效率均值约为0.6，而且还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源配置过快转向服务业，经济减速则会更明显。
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验表明，当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是必然的。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要受到消费服务需求牵引，其可贸易水平低于制造业。而在现代经济部门中，一般都是通过贸易推动规模经济，从而持续提高生产率。服务业较低的可贸易水平，导致效率改进较慢。因此，如果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高，制造业比重下降，且服务业效率改进又慢于制造业效率变动速度，则整个经济增速将下降。欧美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后经济减速就是受到这一规律的影响。
不容乐观的是，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受到垄断、价格扭曲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困扰，大量服务业就业都是传统部门，服务业规模扩张不足，效率改进困难重重。与此同时，伴随着结构转型，制造业效率会因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上升，逐步丧失低成本优势，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会减弱。因此，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是提升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而非通过政府干预等方式人为地推动资源向服务业配置。如果一味地提高服务业比重，经济减速会加快。可以说，破解经济减速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持续创新，既重视改善工业生产效益，又重视服务业增长质量，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
纵观全球发展，提高生产率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成熟经济体走过的相对均衡增长路径，主要通过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激励企业依据需求进行创新竞争，不断提高效率赢得竞争优势，以此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另一条是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型路径，即认识到工业化带来的巨大效率改进，政府通过从传统部门中动员储蓄、人力投入到工业部门，以加快实现工业化，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获得经济增长上的赶超速度。显然，中国以往长期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政府对经济的结构性干预，通过部门和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来提高经济效率。但随着我国人均GDP、城市化率、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以及全球发展环境的变化，继续依靠政府结构性干预来促进经济效率的空间已很有限，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市场动态地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和优化，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
因此，未来我国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是：在清晰认识经济增长减速原因的基础上，持续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强化市场竞争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而不是重新回到产业干预政策的老路上去；二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服务业贸易向全国和全球拓展，着力扩大服务业的规模，持续提升服务业效率；三是通过金融、税收等手段，顺应全球绿色技术进步趋势，加强政府对创新的引领，大力推动工业技术创新，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
长短结合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沈坤荣
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因此，应对之策应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统筹考虑。短期政策应坚持底线思维，从需求角度“稳增长”，确保我国经济运行于合理区间。
首先，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释放农村消费需求。农村公共服务长期供给不足，是农村消费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城镇人口比重的提升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6%，进城务工人员中有2亿人还未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同时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滞后，增大了供给成本。因此，城镇化应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从而进一步释放广大农村消费市场。
其次，以发展养老服务业为契机，引导和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增加城镇消费需求。我国是老年人口较多的国家。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近2亿，约占总人口的14.3%。据测算，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既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又能补上服务业发展“短板”，催生上千万个就业岗位，释放有效需求。当前，应通过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从而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
再次，以加速推进宽带建设为基础性工程，优化消费环境，促进信息消费。当前，信息消费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它对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影响超越了自身，由此带来的消费需求裂变将是几何级的。信息消费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增长潜力巨大、影响范围广泛、拉动作用持久的新型消费形式，信息消费有望成为继房地产、汽车之后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促进信息消费，鼓励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业态，既能拉动国内有效需求，又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长期政策应坚持效益原则，着重从供给角度“调结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减少政府干预，纠正资源错配，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重构经济增长动力。
一是以放宽准入、优化资金来源结构为切入口，增加投资需求。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差异大，决定了投资潜力依然巨大。应通过增量资金投入，带动资本存量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保证有限的政府投资投向棚户区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另外，应把稳定投资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新型城镇化战略、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为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就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消除生产要素价格的各种扭曲。同时，需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快推进金融体系完善，进一步放宽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
二是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为突破口，增加有效供给，满足消费需求。当前经济运行中，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供应短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淘汰落后，增加有效供给。为此，应下决心通过打造有限和有效政府，从制度上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动力，使执政过程更多地体现出以人为本，才有可能促使企业等微观主体内生出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实现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优化配置。
三是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主动顺应全球化经济治理新格局新规则，实现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为此，应着眼全球性竞争，进一步提升开放能级，一方面更多地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另一方面在企业“走出去”战略中更加注重形成研发、品牌、营销相结合的综合优势。此外，在开放型载体建设上应注重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功能创新，最大限度地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不断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