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劳动参与率来看，它是指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尽管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有所下降，但总体劳动力参与率仍显着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教育效率低下、社会保障短缺、低工资低收入等。不过，这些都是中国未来五年、十年可能大幅改变的因素，所以从趋势上讲，未来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合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其次，按照目前已公布的数据测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不再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这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一般人口红利消退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路径逐步就会遇到瓶颈。因为单纯依靠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和维系劳动生产率时，全要素生产率会越来越受到挤出，这更多表现为由于受到体制的抑制，如垄断、管制等，需求最旺盛的现代服务业难以发展，要素重构和产业变迁难以发生：一则第三产业仍长时间地被“囚困”在传统服务业上，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振而落后于第二产业；二则不能产生不依赖于要素投入来贡献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不能抵消边际资本报酬递减影响，资本回报率将面临下滑，这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路径就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经济未来仍有增长动力
按照刘煜辉的分析，当下中国经济减速或是必然的，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否就此跌下悬崖，还是仍能保持一个很长时间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呢？
对此，刘煜辉认为，中国经济长时间保持相对高增长有其内在动力。第一，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而这其中包含了2.6亿农民工，他们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这样算下来，2011年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2%。按照官方统计的GDP核算，世界其它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但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之时，显然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偏低。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5%，而城市化率相当于日本1968年的水平。同样，这也暗示中国经济还有更多增长空间。
另外，中国具有很强的追赶型经济的特征。尽管近十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但与劳动生产率比较而言，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仍具有短期内不可撼动的比较优势。与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比，中国制造业有明显的生产率优势。最接近中国制造业效率的马来西亚、南非和墨西哥三国，人均增加值分别比我们低43%、40%和57%。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但中国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无法超越的整体优势，如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体系、强政府的动员效率等等。即使外商将生产移至他国，虽然劳动力成本下降了一些，但马上面临供应链跟不上、销售渠道跟不上，成本马上就上来了。此外，中国内陆与沿海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仍具有缓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作用。总之，过去30年以来，按照要素价格结构重构的全球供给链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根本逆转。
“可见，中国不是必定会成为潜在增长率在5%以下的经济体，中国在达到那个状态之前，完全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潜在增长水平。不过，实现这种可能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能否推动类似于中国加入WTO时期的那种结构性改革，对既有资源配置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消除影响居民消费、产业层次提升的体制政策壁垒，建立起市场创新机制，实现新一轮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生性经济增长。”刘煜辉表示，没有经济的短线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构发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以后，释放出的资源，才能保证有效率的部分长出，这是基本的市场经济常识。这意味着，宏观决策层需要大幅增强对于短线经济下降幅度较大，所引致结构调整阵痛的忍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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