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小川认为，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改革的路还很漫长，“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大型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基石，但改革的顺利收官，只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改革近期目标的实现。” ]
从所谓的“技术性破产”到利润规模冠绝全球，中国银行业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2011年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序，工商银行、建设银行2010年的净利润分别达到325亿美元和264亿美元，分列全球第一、第二名。
若以一级资本排序，工行、建行、中行与农行分列全球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四位。而若以排序变动幅度而论，在位置上升幅度最大的全球十大银行中，中国银行业占据半壁江山。
仅仅在十年之前，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高达20%以上。若按规定计提足值拨备，国有大行将严重资不抵债。正因如此，当时国外的部分学者给中国的国有大行冠以“技术性破产”的帽子。
十年之后，国有大行不但在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而且还完成了华丽转身，利润、资本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原因何在？这一切要归功于，发端于2002年下半年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
“技术性破产”
1999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3.2万亿，仅次于经济停滞不前的日本，居亚洲第二位。
巨额不良贷款对中国的银行业、金融业运行构成严重威胁。这一背景下，国家决定于1999年成立华融、长城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口银行的不良资产，至2000年7月，承接工作基本完成，共计剥离约1.3万亿不良资产。
但剥离不良资产依然没有触及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无法根本扭转国有银行的经营困境。按照新的贷款五级分类标准，2003年9月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约2万亿元，不良率达到21.38%。
在国外投资者眼里，即使21.38%的数字，也被认为藏有水分。2003年，标准普尔在其题为《中国银行观察》的报告中认为，巨额坏账已经引致四大国有银行技术性破产。
客观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背负如此沉重的不良贷款包袱，一方面与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不善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干预、法律环境薄弱等也是不容忽视，甚至是主要的原因。
根据当时的调查分析，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约30%是受到各级政府干预导致的；约30%是对国有企业信贷支持所形成的；约10%是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制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致；此外还有约10%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
总的来看，只有20%的不良贷款是大型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造成的。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则从渐进式改革成本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安排，没有为社会经济和企业结构的巨大调整预支足够的转轨成本，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实际是转轨成本的转嫁。
潘功胜认为，由于银行资金构成了企业负债的绝对主体，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和经济结构的大幅调整开始后，经济转轨成本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转制成本，就逐步转移到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之当时国有银行内控管理和信用文化的严重缺陷，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经营困难。
改革“四部曲”
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积聚的同时，中国加入WTO则在2001年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中国政府承诺， 2001年12月加入WTO起的三年后，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公司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再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零售人民币业务。这意味着，到2006年末，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后，中国银行业将不得不与国外同业，尤其是西方大型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
这种竞争，对积弊已久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是生死存亡的考验。而另一方面，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早已给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敲响了警钟，加强了改革的紧迫感。
这种背景之下，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改革按照国家制订的“四部曲”方案进行，一是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剥离处置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四大行工核销、剥离不良资产约2万亿元；三是外汇储备注资。从2003年12月起，国家运用外汇储备先后向中行、建行、工行、农行注资近800亿美元；四是境内外公开上市。
四大国有大行中，建行率先于2005年10月在香港成功上市，中行和工行于2006年先后分别在香港和内地市场成功上市，农行于2010年7月分别在内地和香港成功上市。工行、农行的IPO还分别创下了当时全球IPO募集资金的纪录。
从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到2010年农行成功上市，耗时近十年之久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终于成功收官。
大行崛起
“通过这次改革，银行业资本实力大大增强，公司治理趋于完善，得以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
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11.5万亿元，是2003年改革前的4倍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双降”，不良贷款比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1年末的1.8%。
但是，周小川认为，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改革的路还很漫长，“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大型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基石，但改革的顺利收官，只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改革近期目标的实现。”
事实上，进入2012年以后，利率市场化陡然加速。央行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
更有甚者，金融脱媒也在迅速推进：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推出、超短融发行主体的扩容等，让今年债券市场的融资额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此消彼长，一度紧俏的贷款规模，在今年却面临着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
这些变化，让习惯了高速增长的银行业，感到丝丝寒意。目前，银行业利息收入占比高达85%左右，利润高度依赖利息收入。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交织演进的背景下，银行业依靠存贷利差的生存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对于将来的中国银行业，正如周小川所提醒的，在未来，中国商业银行仍然面临着如何继续深化改革的艰巨挑战，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提升综合竞争实力仍是永不结束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