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中国制造”就如同是一场流水宴席，“70后”的创业者、“80后”的工程师、“90后”的流水线工人，都将成为过客。当青春消逝，还能留下什么？
近年来，工业领域最具革命性、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变革，很可能是手机从“通讯工具”向“移动终端”的过渡。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DC今年1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超过功能手机，达到10亿部。
无论在功能手机时代，还是在智能手机时代，“中国制造”一直保持着在手机制造环节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按照业内的估计，这10亿部手机中，至少六成在中国完成生产。可是在手机制造业最关键的芯片、屏幕等环节，“中国制造”尚未取得应有的席位。这导致在手机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制造”的利润出奇的微薄。
利润的微薄和经营上的分散，又使得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只能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制造”只能在产业链的低利润环节原地打转，同一环节的企业陷入恶性竞争成为常态。当海外市场增长放缓，内部人力成本飙升，“中国制造”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难过。
“听起来很牛”
“中国制造”总能最迅捷地跟紧行业变革的步伐，却未能引领潮流。
“中国制造”从深圳开始。早在1970年代末，深圳的蛇口便在改革派地方大员袁庚的带领下，搞起了“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彼时，珠三角尚不具备产业链的概念，即便是最初级的原材料也基本上是进口，而深圳只出厂房和人力。
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中国制造”开始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深圳和东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在电子、纺织、五金、食品等领域开始形成了“产业链”—但仍是不涉及核心元部件的产业链。
出生于1970年代的李俊是深圳一家“芯片方案”供应商的管理者，在“业外人士”看来，这似乎是手机制造的核心。但业内都明白，这个称谓有着和“中国制造”一样的尴尬， “听起来很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谈及利润问题，李俊用手指着一个浮着褐色泡沫的咖啡杯子说，“卖咖啡的利润率比我们高100倍。”
所谓“芯片方案”，本质是购买芯片和其他部件，然后组装成手机主板，向手机集成商或者说品牌商销售。“芯片方案”供应商赚取的利润是主板原配件采购和主板销售的差价，和真正的原创性研发关系不大。可以说，“手机主板组装商”才是这个行业最贴切的称谓。
对“中国制造”本身来说，“芯片方案”也算是较为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百个零部件会被组装成主板，这是手机的“骨架”。但对“芯片方案”供应商来说，最核心的原材料—芯片—的价格一直是心病。深圳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和交易集散地，但手机芯片并非“深圳制造”，深圳厂家必须从美国的高通、德州仪器，荷兰的飞利浦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等芯片商那里购买。
“芯片降价比手机降价慢很多。”李俊透露，以一款在非洲销售的“入门级”低端智能机为例，其在非洲零售市场的售价，折合为人民币约300元。由于非洲零售商一般要保持30%至40%的毛利，也就是说中国集成商的最终出口价格约为200元。但美国芯片商批发到中国的芯片价格可能就要2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50元。也就是说，中国境内的几十个生产环节只能分享剩下的50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