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在5月25日会见访华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时表示，希望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积极落实胡锦涛主席4月访美期间与布什总统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MSN与一直关注和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生院管清友聊起了这个话题。他认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是两个大国的博弈与协调。
政治与经济的同床异梦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看待中美之间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管清友：当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起，离不开。在安全领域，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无论哪一方，都不会将冲突升级到要去触动核按钮的那一刻。美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也是一个军事大国。虽然这种实力是严重不对称的，但两国发生核战争或者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谁都打不起，也输不起。
政治与经济从来都是同床异梦。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让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到了一起。建立在美国金融霸权之上的虚拟经济，其总量已经是美国实体经济的3倍。庞大的资本输出和经常项目逆差成就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中国庞大的商品出口和高额外汇储备对美国金融资产的回购，为中国创造了就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支持了美国金融稳定乃至经济持续发展。这就是与核恐怖平衡相对应的金融平衡。因此，中国与美国在诸多方面都有共同利益，并已经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然而，结成利益共同体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从此会一帆风顺。实际上，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旷世博弈。美国从来都重视自己的大战略，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处理国家关系的谋略。中华文明一直被西方人称之为“冲击——回应”型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的特点是内敛、被动，当然也有强大的吸纳和渗透能力。当前，中国在慢慢理解美国的方式，美国也在接受中国的方式。不对称的战略平衡，不对称的相互依赖，造就了当下独一无二的中美关系。美国许多人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的重新定位时期。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政治家们的高超政治智慧和手法。虽然中美两国在战略上达成了不对称平衡和相互依赖的态势，但是，美国在战术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势也越发明显。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几乎在所有涉及到中国的领域，比如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知识产权保护等等，美国都采取了进攻性的态度。这严峻考验着中国政治家的政治艺术。
美国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掩饰不住它行为和思维上的矛盾之处。实际上，美国已经陷入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三难选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大众政治这三个目标。美国在其主导的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要求实现商品和要素能够充分自由流动，各国政府对跨国界的经济交往基本上不加干预和阻碍，而又实在无法绕开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国内大众政治的压力。所谓大众政治并不一定要求直接选举和多党竞争，最重要的是相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能够动员起来，组成各种利益集团，而政策制定者也必须对利益集团的呼声作出回应。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表明，政府已经不得不屈从于国内政治。
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大国协调
中国经济时报：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是双方关注的问题，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协调？
管清友：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失衡。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并且美元存在长期大幅贬值趋势，东亚国家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表面。所有的国家都有责任去消除目前这种现象，而不是互相指责。根据宏观经济中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投资＝净出口。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高于这个国家的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有外贸的顺差。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低于这个国家的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有外贸的逆差。这就是现在美国的情况。
艾琴格林(Eichengreen)的全球宏观经济恒等式(美国投资－美国储蓄＝全球其他地区储蓄－全球其他地区投资)表明，如果美国投资超过美国储蓄，美国即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如果全球其他地区的储蓄超过投资，全球其他地区即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这恰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如果通过这个恒等式寻找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也大致有两大类：要么是美国国内的过度消费和财政赤字用光了其国民储蓄，或者是美国的投资过度；要么是除美国以外全球其他地区储蓄过剩，或者投资不足。实际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全球经济失衡，既有资本输出国，即高额外汇储备国的问题，也有美国无度的发放国债的问题和国民储蓄不断下降的问题。
全球经济失衡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欧洲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治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协调，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现在的问题不是贸易摩擦问题，而是治理贸易摩擦的方式出现了问题。连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全球如今的经济状况并非疾病，而是疗法造成的后果。不过，这种特殊疗法带来了痛苦的副作用，这是无法无限期忍耐下去的”。消除全球经济失衡，消除中美贸易摩擦不是靠指责和压力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国际协调，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
单方面给中国施加压力，把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变成中国的问题，无异于南辕北辙，舍本逐末。因此，应当通过两国首脑之间的互访和中美之间更多的交流，明确双方在具体问题领域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要让美国人明白他们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安全领域当中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尽可能化解双方的分歧和矛盾，达成共识，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秩序的稳定。
大国之间的博弈、协调抑或是妥协乃是当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常态事物，无一日不存在，无一日不延续。大国协调的目的在于维护双方共同的利益，避免在利益冲突的时候产生重大误判。中国的汇率政策、贸易政策等等对外政策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足足可以影响世界。大国的崛起是影响世界价格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价格变动必然引起供给与需求的一系列变动。因而，围绕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产生的一系列谈判、协调甚至争端都可想而知，更易理解了。
既然大国的崛起必然随之带来国际协调的问题，那么我们以前、现在和未来面对的各种谈判、协调甚至争端都不可避免；因而参与和主导国际协调不仅仅是中国重新作为大国走上世界舞台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维护、拓展自己利益空间的重要手段。积极应对乃至主动出击，在国际格局中纵横捭阖、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是中国应当认真思考制定和执行的大的战略选择。具体来说，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国际协调，特别是与美国的国际协调有利于我们拓展国家利益的空间，有利于参与和维持国际秩序，有利于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双刃剑，更根本地说，有利于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国内统一大业的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