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中国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钮文新
责编：徐豪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13期）
多年来，美国为了各种利益诉求一再拿中美贸易失衡说事儿，以至于摩擦不断。比如，2003年之后，中美贸易失衡成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事实证明，人民币升值对抑制中美贸易失衡毫无作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或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至少从数量上看，影响甚微。现在，特朗普又开始以此为由挥舞贸易大棒，“201”、“232”、“301”调查等一系列贸易制裁手段不断推出。
特朗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做真能达成中美贸易平衡？或者是为了加大谈判筹码而逼迫中国妥协？其实我一直以为，美国拿贸易失衡说事儿，从来都是“项庄舞剑”，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限制，以至于最终挤垮中国经济，至少它绝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成功地转型升级、高质量地发展，当年的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是偶然的，这是国际经济格局演变之下的必然结果。
背景一
全球经济格局进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发达国家纷纷回归实体经济之后，各国政府既要保护本国市场，同时还要争夺国际市场，由此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2015年6月我们提出“全球经济格局进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观点，现在看，这一趋势已经更加明显。比如，英国脱欧已经变成现实，欧共体出现了很大晃动，民粹主义思潮回归并执掌政权；继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之后，特朗普更加激进地推动这一进程，甚至背叛过去40年美国自己主导建立并全力推进的国际经贸秩序和规则；发达国家纷纷以各色手段争夺全球实业资本、股权资本，为产业资本大开绿灯，比如美国以“降税+制裁”——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诱迫他国企业到美国本土投资，同时以“QE+扭曲操作”压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等等。
这些操作实际都是在重塑产业资本地位，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至少在客观上相对削弱了金融资本对于经济的统治地位，金融资本至高无上——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逆转。如果我们确信这一趋势，那我们就需要意识到：从奥巴马开始，美国政坛日益激烈的争斗，实际是作为产业资本代表人的总统——奥巴马、特朗普与金融资本的政府代理人之间的较量，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同样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转变。
全球经济格局转变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实业资本，经济必然是金融化、空心化，即使是美国这样拥有最强大的货币霸权和金融深度的国家，也难逃危机厄运。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说，华尔街的金融业已经从“产业服务模式”变成“金融交易模式”，这是导致过去数十年间各种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的直接原因。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赫德森在《全球分裂》再版序言中表示，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是对20世纪70年代前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秩序努力的大逆转，它的实质是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在全球以金融手段接管这些国家，从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食利者经济”。
毋庸讳言，金融经济其实就是“食利者经济”，它是利用自身在财富再分配中的优势地位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那为什么金融在财富分配中占有绝对优势？因为金融杠杆是经济领域最高倍数的杠杆。《新资本论》一书说，过去40年，在无度的贪欲之下，金融杠杆不断放大。20世纪70年代之前（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全球信贷总量与全球GDP之比小于1%，但到2000年，这个比值为150%，而发达国家更超过200%。而据麦肯锡全球经济研究所的不完全统计，1980年，全球虚拟经济总值与全球GDP的比值为100%多一点，而1995年膨胀到了215%，2005年突破300%达到316%，2010年达到338%，其中美国该比值达到420%，欧元区该比值达到380%，英国该比值达到350%。
如此之高的债务、信用——金融杠杆，其背后的财富再分配越发剧烈而残酷。美银美林的数据显示，除去财富前10%的人口，其余90%的美国人所占社会财富，已经从30年前的36%下降到22%；1980年之后的30年里，美国1%高收入人群年均收入增长150%，0.1%高收入人群年均收入增长300%，而其90%的人群年均收入增长率只有15%。2010年，美国排名前25位的基金经理的收入总和是全美500家最大实业公司CEO收入总和的4倍。由此可见，以财富再分配为赢利追求的金融资本主义，使贫富两极分化登峰造极。
更严重的是，当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无法满足金融胃口时，泡沫经济就出现了，金融危机因此而频频发生。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统计，1970年到1997年——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全世界总共爆发金融危机139次，其中44次发生在发达国家，99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此前1945年到1970年——产业资本主义时期，全世界总共爆发金融危机仅为39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意味着贫富两极分化不仅发生在一国内部，而且发生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分析近40年的金融危机，每一次几乎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倒下，多年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每一次都会大量消灭中产阶层，使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困人口大幅增加。
很显然，维系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延续，地球都会破产的，因此人类必须改变，必须找到新的发展之路。但如何改？这是困扰当今世界经济的核心问题。从发达国家的选择看，美国坚定地选择了回归实业，德国和日本原来就是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而其他发达国家有些在观望，有些也在大力恢复实体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政府都要保护本国市场，同时还要争夺国际市场，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逆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趋势在所难免，其表象就是“贸易战”频发。
背景二
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善意与霸权谋利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反差，这当然会让昔日霸主感到惶恐不安并进而把中国视为“对手”。全球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美国哪里是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分明是和整个世界打“贸易战”
毫无疑问，一个占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崛起必将改变世界经济版图上旧有的权重关系。中国进入新时代，践行新理论，让全世界感到了来自东方大国的气场，尤其是中国顺应全球经济格局演变，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发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互利共赢的世界经济新格局。这一切，不仅给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而其所作所为更被世界瞩目和钦佩。
中国善意与霸权谋利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反差，这当然会让昔日霸主感到惶恐不安。不管美国是否理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也无论中国如何努力地表达善意，只要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那它就会不遗余力，时时刻刻找麻烦。实际上，打从奥巴马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就开始不断发生转变，而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这样的转变更加明显，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该报告弱化了恐怖主义威胁，将“国家间战略竞争”视为美国家安全重点，文中10多次提及中国，并把俄中列为主要竞争对手；之后的1月30日，特朗普《国情咨文》中明确“大国竞争才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而中国从过去的“竞争者”定位，被提升至“美国对手”的定位。
有这样的背景，美国政府执意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挑起战端还奇怪吗？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应当尽可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而减轻自己的贸易压力。实际上，这不仅做不到，而且无济于事。2003年开始，美国以贸易失衡为由逼迫人民币升值。如图一所示，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中美贸易顺差不仅没减少，反而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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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美贸易失衡本来就不是汇率问题，而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性产业分工带给中国——出口加工国的必然产物，也是里根、撒切尔当年主导推动、全球经济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
当年，全球物价因中东战争、石油禁运导致的石油价格暴涨而暴涨，美国不去停止战争压低物价，而是通过把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20%去压制物价。结果，全球经济不仅历史第一次发生滞胀，更重要的结果是，高利率让制造业企业在美国本土无法生存，而大规模转移到低成本国家或地区，从而逐步形成了全球化的产业分工，美国以金融、技术、标准和人才的拥有站在产业链顶端，通过印钞就可以获得他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而此巨额利益被世界公认为“铸币税”，它是霸权货币国家的特权。
难怪，当年亲手把联邦基准利率拉高到20%的保罗·沃尔克先生，今天在谈及那段经历时只会淡淡一句“那是政治”。那的确是政治，是美英联手让金融财团统治全球经济的国际政治。
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的放矢，获得了承接这次产业转移机会，迅速变成了加工贸易大国。中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美国基本不再生产了，于是，中美经贸关系开始了“贸易、债务循环模式”，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将其定义为：美国印钞购买中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而中国收入美元再去购买美国国债。
所以，只要全球旧有经济模式不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一点，美国的精英们都明白，各发达经济体的精英们也都明白，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选择了“方向性失聪”。而中国出于中美关系大局的考量，出于自身经济长远发展大局的考量，也会做出适度的妥协和让步。但中国有自己的底线。
中国经济正在创新发展、转型升级。中国的和平崛起，让霸权主义的稳定性感到震慑，于是中国“威胁论”又此起彼伏，同时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给中国添麻烦。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全球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例如当美国阻止中国电子产品进入美国之时，必定减少中国对韩国、日本以致欧洲的电子元器件的需求。所以说，美国哪里是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分明是和整个世界打“贸易战”。美国当局者需要清醒，全世界都不愿意看到毫无新意的“贸易战”，而更希望看到中美成为合作共赢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