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证监会通报了“老鼠仓”执法情况。而在近期，工银瑞信交易室副总监胡某因“老鼠仓”非法获利4200万元，让市场再次对基金从业人员的“老鼠仓”行起“注目礼”。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工银瑞信基金公司被曝光的第三起从业人员“老鼠仓”案例。笔者以为，“老鼠仓”横行，处罚不到位是背后的主要因素。
根据监管部门的通报，2014年以来证监会共启动99起“老鼠仓”违法线索核查，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3起，涉案交易金额约800亿元。截至今年5月底，司法机关已经对25名金融资管从业人员做出有罪刑事判决，证监会已经对15名证券从业人员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数据虽然显示相关违规违法人员受到了处罚，但也足以印证“老鼠仓”横行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自上投摩根原基金经理唐建“老鼠仓”案曝光以来，中国证监会的捕“鼠”工作就一直在进行。期间，监管部门利用大数据系统，让众多隐藏极深的“老鼠仓”现出原形。而且，多位建“老鼠仓”的违规违法者也受到了处罚，特别是像博时基金原基金经理马乐、中邮基金原基金经理厉建超、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李旭利等“老鼠仓”案更是轰动一时。
不过，对于“老鼠仓”案的处罚，目前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虽然《刑法修正案（七）》第一百八十条新增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且情节严重的依照“内幕交易罪”进行处罚，但由于各地法院对于规则理解的不同，客观上导致处罚标准不同。二是针对“老鼠仓”案的判决，从现有的案例看，呈现出重罪轻判多与缓刑多的“两多”格局，这明显不利于打击“老鼠仓”等违规违法行为。
因此，证监会在通报中表示要推动出台“老鼠仓”司法解释，明确执法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如果有了最高法的“老鼠仓”司法解释，因“老鼠仓”利益受损的投资者，或许也能像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一样，对违规违法者发起索赔诉讼，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该举措也可从另一方面加大违规成本，并达到严惩违规者的目的。
严打股市“老鼠仓”，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在出台《刑法修正案（七）》后，市场上仍然不乏铤而走险者，实际上也说明《刑法修正案（七）》对建“老鼠仓”的违规违法行为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因此，惩治“老鼠仓”行为，除了早日出台“老鼠仓”司法解释外，建议对《刑法》重新进行修订，重点是大幅提升“内幕交易罪”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刑期，且要尽量避免作出缓刑判决，让违规者实实在在感受到法律的威严。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违规者采取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的同时，对建“老鼠仓”违规者要提升经济处罚的力度。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无论是“内幕交易罪”还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也无论其情节是否严重，在罚金的处罚上都是“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现实案例中，光大保德信许春茂案、马乐案、工银瑞信王勇案等，都被相关法院处以违法所得一倍的罚款，这也与近年来证监会对操纵市场违规者常常处以违法所得两倍、三倍甚至顶格罚款形成鲜明的对比。个人建议，对“老鼠仓”的罚金，可提升至违法所得的两倍以上甚至更高。
此外，以往基金公司出现“老鼠仓”案例，常常被定性为“个人问题”，但像工银瑞信，前后出现三起“老鼠仓”案例，显然不能用“个人问题”来搪塞了。这些基金公司频现“老鼠仓”，既暴露了其当初招聘人员时重学历、重职业胜任能力轻职业操守的弊端，也凸显出其公司治理存在缺陷，内控机制形同虚设的问题。因此，相关基金公司同样应该受罚。只有多方面形成合力，“老鼠仓”横行的状况才有可能得到缓解。
